党史专题
四望山红色区域的开创
添加时间:2012年09月25日 浏览量: 【字体:

李常福  李吉光  严诗学

一九二七年秋末,紧继两湖秋收暴动之后,信阳西南部的四望山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撼中原大地的农民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在中共河南省委、豫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由一批经受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锻炼的党团骨干和当地农民群众结合而举行的。暴动从一九二七年九月开始准备,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失败,历时近半年,是当时河南省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暴动。这次暴动高举工农革命武装的大旗,同国民党新军阀及地方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工农革命武装由数十人发展到两千余人,开创了一块以四望山为中心、纵横百数十里的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临时革命政权——豫南革命委员会,组织和动员了数万农民群众,猛烈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狠狠地打击了豪绅地主在信阳的反动统治,揭开了信阳地区土地革命的崭新篇章。

(一)大革命失败后信阳的政治形势

一九二七年夏初,正当豫南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二次北伐由鄂向豫胜利进军的紧要关头,信阳以熊绘豳、张显卿为首的地主、豪绅势力勾结河南的反动“民治社”,收买溃兵土匪,地痞流氓,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捣毁大部分乡村党部和农民协会,捕杀共产党人和农民群众,并在柳林、东双河一带,掘毁铁路,拦截列车,破坏后方,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柳林事变”。为了支援北伐军在前线的作战,中共信阳党组织的负责同志,置生死于度外,组织农会的自卫武装力量,配合国民国民军对这股反动势力给予了沉重地打击。信阳县委书记周叙伦和彭其昌、甘耀卿、汪成武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在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次北伐在河南刚刚胜利,武汉国民政府和豫督冯玉祥却背信弃义,紧步蒋介石后尘,开始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当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党在信阳的历史更短,加之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对应付事变,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很不充分。一九二七年六月,信阳县党部(以中共党员为核心、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国民党党部)被宣布停止活动,一部分农民自卫军的枪支被收缴。曾经在大革命时期被打倒的土豪劣绅、官僚政客又东山再起,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向人民反攻倒算。信阳城西一带,十室九空,类似学生者不能下乡,三百多共产党员被捕杀减至百余人,民众团体被破坏殆尽,整个豫南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时局急剧变化,信阳党组织面临着严峻考验。中共信阳县委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及时转入地下,着手整顿党团组织,领导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继续在城内活动。以王伯鲁(县农协负责人)、张志刚(代理县委书记)等为代表的一批党团员和农运骨干,则分赴乡间,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积蓄力量,坚持斗争,成为执行新的历史阶段革命任务的中坚。

(二)四望山暴动,中心根据地的形成

四望山位于信阳西南九十里,岗峦起伏,沟壑纵横,林木蔽天,三条入山小路皆为天险隘口,登顶可望河南省信阳、桐柏和湖北随县、应山四县,故得其名。山周约百里,有田一千石,六百户人家环绕一座名曰“祖师顶”的山峰下边居住。祖师顶上有一方园八百米的石寨,寨中各户搭有庵棚,以防土匪掳掠。冯家庄劣绅张显卿①,人称信阳四大金刚之一,凭借掌握两班团丁的武装,占据山寨,武断乡曲,霸占民妻,任意宰割地方百姓。一九二七年春,他带领团丁并胁迫山中民壮数次到十三里桥、谭家河及应山等地大肆抢掠,残杀农协干部和无辜农民,所得财物,尽饱己囊,民众对此无比痛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黄修允(修青)、王承彦、王敬之、杨桂友等数十人结盟,于夜间以巡更为名上寨,将张显卿杀死,收缴了部分团丁的枪支。这一自发的暴力行动,遂揭开了四望山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

张显卿被杀后,消息很快传到冯家庄和杨家寨。张的小舅子陈少谟等一帮土豪劣绅率大队反动红学前往报复,将四望山附近农民肆行屠杀,烧劫一空。黄修允、王承彦等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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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献资料把显卿二字写为“选青”未作改动。

户被难农民无家可归,都群集在山上寨中,准备新的斗争,形成了一支与地主豪绅相对抗的农民武装势力。

当时被迫隐居在冯家庄的王伯鲁,敏锐地观察到这些被难农民在反抗土劣斗争中所蕴积的革命力量,及时上山与之联系。因他们相距不远,同乡关系,伯鲁言辞也很恳切,颇能道及他们的苦楚,故最后他们与王拜把,结成生死兄弟,并云愿受王的指挥,公举他为团总。但因未得上级党组织指示,王伯鲁对如何引导和掌握这支力量,尚无把握。

恰值此时,中共河南省委王克新巡视豫南,王伯鲁即赴信阳向王克新作了汇报。他们经过详细交谈,认为引导和改造这支农民武装,是我党在信阳农运之一重要工作。遂决定王伯鲁马上进山,以特殊形式掌握领导权;严密组织,更紧密地团结群众;分化敌人,打击元凶;建立和训练农军。这一工作步骤为后来省委确定在四望山举行暴动,准备了条件。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王克新将四望山的情况向省委作了书面报告,得到省委极大关注。省委即于九月四日(后又于十月、十一月二十四日连续三次)向中央报告说,“信阳四望山农民受土豪陈少谟屠杀,上山者有三、四百人,枪有四十多支,我们已派人去组织这一支群众,将为信阳的基本势力”。

九月二十五日,中共河南省委正式接到中央“八·七”会议决议通知,指示“河南于九月十日与两湖一致的举行暴动”。虽然接通知时间与要求暴动的时间已过去十五天,但省委仍及时召开了扩大会议,认为“农民的武装斗争是应立即开始的,而且在四望山等处非立即进攻无法铲除旧有势力”。决定河南全省暴动“分三区(豫南、豫中、豫西)发动,拟十月十日开始”,并在各区设立特别行动委员会,领导暴动,豫南特委以王克新为书记。省委明确指示:“信阳以四望山力量为基本势力,以农协旗帜发动斗争,去号召以前加入农协之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十月初旬,中共河南省委派常委、省军委书记胡健赴信阳,向豫南特委传达暴动计划并负责发动豫南暴动,十月七日、十七日省委又两次致信豫南特委,指示暴动事宜。在此情况下,特委一方面致函省委,建议“先从小的暴动开始,进行到大的斗争意义更为重大”。一方面积极进行四望山暴动的准备工作:

1、建立特支,加强党的领导。根据新的斗争形势需要,中共豫南特委和信阳县委相继派遣龚逸情(原郑州市委书记、省委委员)、曾清澄、朱业炳、刘家艮等七位同志上山,于十月下旬成立了直属豫南特委领导的中共四望山特别支部,龚逸情等为特支负责人。十月二十七日,豫南特委又分工特委委员龚逸情、王伯鲁为特委驻四望山特派员,中共信阳县委除留徐更苏驻机关,原代理县委书记张志刚亦上山协助工作,从而为发动和领导四望山武装暴动,提供了组织保证。

2、制定暴动计划,巩固四望山阵地。自从王伯鲁等着手组织四望山农民武装后,风声四起。杨家寨、冯家庄、龙门新店等地的反动势力极度恐慌,他们加紧策划,妄图再次洗劫四望山。特别是杨家寨,位于祖师顶寨北二十五华里,是由信阳经黄龙寺通往四望山的重要隘口,寨主杨六少,养有团丁二十余人,枪械齐全,原与张显卿有相当勾结,是一股极端凶悍的反动势力,直接威胁着四望山的安全。中共四望山特支在豫南特委作出的《关于四望山目前(暴动)工作纲要》和《给王伯鲁指示信》精神指导下,结合山上斗争的实际情形,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首先拔掉这个反动据点,以推动四望山暴动全面展开,并于十一月上旬,相继制定了《四望山行动大纲》、《攻打杨家寨的具体计划》、《四望山防守计划》、《分配劣绅财产计划》。在这些计划中,特支对于如何打破敌人的武装联合,保护四望山不受侵犯所采取的防守措施;对于坚决没收和分配劣绅财产,取消地亩捐,而“在四望山基础尚不稳固,时时在敌人摧残的危急中”,则对一般地主让其减课若干,使之“暂不脱离四望山的革命联合战线”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准备攻打杨家寨,举行武装暴动而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在前线参加作战”,“要积极勇敢牺牲”的革命精神,都充分反映了我党的正确主张,体现了四望山特支执行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的坚定性和科学性。

3、集中枪支,建立革命武装。特支在实施暴动计划的过程中,曾遇到了种种阻力。张显卿被杀后,四望山地方人士临时推举的团总叫王柳亭,此人头脑圆滑,善于权变,且与鄂境土匪素有瓜葛,起初他和几个红学首领因避陈少谟屠杀,企望能得到外援,而我们的同志去做他们的争取工作时,曾过分地宣传了可能给予的人力及武器方面的援助,他们存在着与我们合股干的思想,能同我们较好地合作。到了十月下旬看到我们来的同志和武装都不足道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胜利信心,对于特支提出的行动计划,总是设法拖延,不予实行;一部分群众担心我们不能成功,将来远走高飞,他们还要重遭磨难;一些地方军阀也在极力争夺这支武装,暗中运动动摇分子,要他们带枪支到十三里桥驻防。这种严峻形势一度给特支的工作带来了“危机”。

山上同志毫不气馁,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找出了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力量薄弱,行动迟缓,认识到“我们最近的出路,当然是斗争,斗争方可以叫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不致和反动派和好,可以看出我们是为他们拼命的”。同时,将计划攻打杨家寨未遂的情况向特委作了详细汇报。豫南特委在收到四望山特支报告之后,也及时地作出了决议,指示特支转变工作方针,由原来“只与头领结洽”转变为“常往山下进行农民群众工作,使彼能和我们联成一气”。同时继续调集人员、枪支上山,鼓励团丁和农民群众的斗争勇气。

十一月初,张志刚、曾清澄等五位同志驰赴广水车站,出敌不意,夺得五支长枪和数百发子弹,随之朱业炳,汪子贞等同志亦携带枪支上山,长短枪增到二十五支(不包括寨上原有枪支),各类子弹二千余发。在此基础上,新扩充武装人员一棚(十二人)。同时,特支还向广大人民系统宣传我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讲明攻打杨家寨,粉碎敌人的联合进攻,对于保护四望山不受侵犯的重要关系;坚决地没收和有策略地分配张显卿等三大劣绅的一百一十六石课,一万七千多斤铁(合洋七百二十二元)。这些主张和措施,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增强了斗争信心。对于山上团丁和新增武装人员,张志刚、曾清澄等则采取烧香拜把的策略,同他们结成生死之交,编成农军,建立总指挥和前队、后队、财务队、交通队四个行动队,同时,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加紧对他们的训练。

经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我党终于完全掌握了这支“基本势力”,胜利地实施了攻打杨家寨的暴动计划。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北风呼啸,雨雪交加。总指挥王伯鲁和张志刚,曾清澄(前队队长)等九名共产党员带领四望山农军百数十人,以前、后两个行动队,乘敌不备,一举攻破杨家寨,杨四、杨五、杨六少和所有团丁仓皇逃命,特支和农军抄没并分配了宅内地主的财产,召集宅内百姓,列数杨六少等土劣的罪状,宣布“田地充公,分给穷人”,声明“只杀劣绅万万,与老百姓无干”,“穷人不打穷人,农人不打农人”,号召“穷人要出头,穷苦的农人要联合一心”,“穷人都要有田种,要有衣穿,要有饭吃”,“就要分劣绅的田地”,“佃户不要交课”。这一暴动的胜利,标志着四望山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信阳的反动势力表示了彻底的决裂和英勇地宣战。

在此同时,中共长台关区委集合十余同志,积极配合四望山暴动,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突袭彭家湾车站反动民团,夺得长枪十余支,组成另一支农军,由范易、席了如、周世品(即周逊伍)率领奔赴四望山,十一月二十九日胜利占领祖师顶寨北二十里之婆婆寨。至此,祖师顶与杨家寨、婆婆寨互为犄角,两支农军相互配合,开始形成了四望山红色中心区域。

(三)粉碎民团围剿,扩展红色区域

四望山革命势力的发展壮大,使信阳的反动势力极为惶恐。此时,冯玉祥为强化在信阳的统治,大肆扶植地方反动武装,编练民团军。以熊绘豳为代表的一批极端仇恨革命的豪绅地主被委任为师、旅、团、营长,对农民施行反动的保甲制和联坐法。初冬,民团军师长张天祥率领千余人,兵分五路围剿四望山,妄图一举扑灭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特支得到情报后,立即采取了积极防御措施,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先解决黄龙寺北路来犯之敌:婆婆寨一队农军占领黄龙寺对面(高粱坡)制高点;曾清澄率祖师顶寨一支农军数十人顺大路直抵黄龙寺,张志刚带一支农军经杨家寨大岗背插黄龙寺。同时中共信阳县委亦集结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党员连夜赶至四望山,协同农军作战。次日上午农军趁敌立足未稳,一齐发起进攻。乌合的反动民团毫无战斗力,“死伤约数十人,次日即行逃回。冯玉祥大为震怒,当将张天祥镣解晋省”。黄龙寺一路敌人被击退,其余几路见没希望,亦尽退去,四望山农军取得反敌人首次围剿的彻底胜利。

黄龙寺战斗胜利后,农军乘胜出击,不断扩大战果,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向敌人连续发起四次军事进攻。

1、占领冯家庄。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旬某日佛晓,王伯鲁、张志刚带领四望山农军经龙门新店直捣信西南重镇冯家庄。曹、陈两大姓十余豪绅地主皆逃之夭夭,“衣物被农军与农民共分,器具打得粉碎,米谷一半放粮,一半封作农军之用”。斗争胜利和所得切实利益,鼓舞了冯家庄附近之农民,于是也跟在农军旗帜下参加暴动。原为陈家七少、曹氏三爷反动穴巢的冯家庄,变成农军的前防驻地。

2、攻打彭家湾。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共确山县委在刘家店举行暴动。经过月余的斗争,十一月底农军在王楼遭敌包围。亲临前沿指挥的豫南特委书记王克新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确山农军总指挥马尚德(即杨靖宇)和张家铎等同志身负重伤。部队由李鸣歧、张立山、张耀昶等率领,于十二月上旬与四望山农军会合,然后转移到冯家庄。信阳、确山两支农军汇合后,大大加强了四望山的革命武装力量。十二月中旬,两支农军由张志刚率领攻打彭家湾,摧毁民团军驻在该地的一个营部,毙敌一名,缴长短枪十余支,不久,又捕获附近芦家贩、董家岗四大劣绅,缴长短枪二十余支。

3、攻打信阳北关。十二月二十六日,信、确农军在信阳县委的配合下,发动了信阳北关战斗。当天夜晚,张志刚、蔡训明等率农军百余人从冯家庄出发,在县城西郊陈家庙集结。信阳县委派出的几位向导到此与部队接头后,兵分三路奔袭信阳城北关,分数处将民团军之军、师、营、团部包围起来。接着一队农军猛攻驻袁家大楼之民团军部,数攻未克。另一队克敌一个营部,毙敌六名,缴枪十六、七支,生擒敌团长朱理亭。当时信阳城内驻有南路军一个旅,紧闭城门,不敢出援。由于农军对敌情熟悉,又有城内地下党员的有力配合,一个半小时就结束战斗,胜利返回冯家庄。

4、出师游河,伏击南路军。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军方振武部北上,不久,敌南路军刘雄旅假道游河西去,进犯农军前防驻地冯家庄。四望山特支闻讯后即派百余农军在冯家庄北十五里处高山路口伏击,在当地数千名红枪会员的配合下,一阵猛攻,刘旅莫名其妙,乱招白旗表示投降之意,遂由山西逃窜。这场伏击战,以它浩大的声势威慑敌胆,远远敌人闻之色变,莫敢侵犯我四望山红色区域。

(四)召开冯家庄会议,建立革命政权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易云(即周以栗)到冯家庄,召集信、确等县活动分子大会。会议总结了四望山前段武装斗争的经验,肯定了成绩,同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会议提出:今后“应注意唤起民众,使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把农民协会恢复起来;应大力开展宣传工作,把杀土豪劣绅,分配其财产和实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会议决定:

1、将四望山地区划为省直属特别工作区,由豫南特委、信阳县委等党团合组,建立临时革命政权——豫南革命委员会(机关设在冯家庄),内分主席(蔡训明)、政治部(蔡兼)、总队部(张志刚)、财政部(李鸣歧)、豪绅地主审判委员会(范易)等各部,豫南革委会待苏维埃成立后,再行取消。

2、信、确两支农军合并为“豫南工农革命军”,以张志刚为总队长,下设四个大队。另成“农军赤卫队”,以各农协农民组织之。赤卫军归农协,但革命委员会也可调动。

3、在革命武装占领区域内,建立农民协会,代行乡村政权。待苏维埃成立后农协即取消。

4、土地分配(原则上)按劳动力需要而定,待苏维埃成立后再行分配。

5、放手发动群众,鼓励农民自己动手杀土豪劣绅,没收分配其财产。

冯家庄会议的召开,大大加强了豫南工农革命武装的统一和建设,产生了集中领导豫南革命斗争的政权机构,明确地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分配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从此,四望山农民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向全县发展,把武装暴动推向高潮。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共党员何言信、姚仲计、姚少卿和李富千等在游河领导暴动。千余暴动农民打开信西重镇游河,杀死劣绅王占亭父子,开仓放粮,向农民分发地主浮财。暴动胜利后,编六十三名青壮农民组成豫南工农革命军第五大队,另组织游河周围各村一千五百余名农民为赤卫队。

一月二十二日,中共党员周世品、鲍子宽等,在信阳长台关发起“光蛋会”(即农会)暴动。百余农协会员突袭长台关镇,枪毙了余圣阶、余世相等十余名地主豪绅,而后转向杨庙。共产党员陈乐彝及邱耕南等又带领杨庙一部分农协会员加入暴动队伍,合在一起,共三百余人、数十支抢,临时以杨庙为依托,相继打开了太子城及周围数处村庄,分了豪绅地主的家产。

一月下旬,中共党员刘子文(平昌犁弯会发起人)、李子合等领导了平昌关暴动。暴动队伍数百人,一举打垮了平昌关镇反动民团,击毙了民团团总。镇内陈八贡、严继香、严贺伯、陈应洲等四大豪绅的财产尽被没收。

于此同时,豫南工农革命军在广大农民的支援、配合下,以破竹之势,又先后占据南王岗、杨柳河、骆驼店、屈山店、龙门新店等信西南大小村镇。

在短短的月余之内,以四望山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区域迅速扩展,纵横百数十里。凡在革命武装占领区域内,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仅董家河一乡即成立了十六个村农民协会),领导农民群众惩治反动的豪绅地主,没收及分配他们的粮食、财物和农具,革命斗争的烈火,在信阳西南部地区到处燃烧,群众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在新年之夜,农民冒着大雨,亦自发地与豪绅地主斗争。一九二八年一月末,豫南革命委员会在冯家庄胜利地召开了信阳第一区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两千余人,代表四望山周围万余农民群众,正式成立了信阳县第一区农民协会(一说是四望山特区苏维埃劳动政府)。会场上高飞红旗,共产党派代表演说,革命空气异常高涨。有几个贫农说:“反正二斤半(头)不要了,非和那些豪绅地主拼不可!”

在斗争中,党组织不断加强对革命武装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豫南工农革命军扩充到二百余人,枪一百八十余支,分为五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分队;分队以上均设有苏维埃政权代表(也是党代表);军队中规定有严明的纪律。农协领导之下群众武装——农民赤卫队已增至两千余人,一方面协同主力部队作战,一方面担负保卫根据地,巩固革命政权的任务。

对于土地分配问题,当时虽已提到日程,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实现。一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没有经验,加之当时自耕农和佃户较多,豪绅地主又大部分被处决或赶跑,农民已满足于不再交纳租课和地亩捐,对分配土地要求不那么紧迫;二是因为暴动全面开展后,党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军事方面去了,在时间上和精力上都还来不及深入地进行这项工作。

自冯家庄会议至一九二八年二月之间,是信阳工农革命运动大发展时期,亦是四望山暴动趋于鼎盛时期。工农革命军所向披靡,反动派闻风丧胆,地主豪绅威风扫地,纷纷逃进城内,县府的官吏、差人不敢下乡,一时形成“红色恐怖”的世界。

(五)反围剿斗争失败,革命转入低潮

四望山的农民武装斗争,时刻威胁着豫南反动势力的政治中心——信阳城,吓得统治阶级天天函电向冯玉祥求援,冯以东部战事吃紧,复电坚守城池。一九二八年初,国民党正规军方振武部进驻信阳。豪绅地主即用数万元巨款贿赂军长方振武,企图仰仗方之军队,消灭四望山革命势力。

不久,冯玉祥派作战参谋徐先槎及作战指导官三名,携带冯的手令,命令集合全部民团,即时围剿四望山。

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下午,以民团军旅长熊绘豳为总指挥、徐先槎为高参,率领信阳、罗山反动民团一千八百余人,在方振武军队的配合下,按照事先冯玉祥呈报的作战计划,兵分三路,对四望山工农革命军和农民群众实行疯狂围剿,北路由长台关到周家湾一带,南路(民团军营长佘镜清率领)由龙门新店直达四望山,中路(熊绘豳率领)由游河到骆驼店一带。

正当敌人加紧策划和布置大规模进攻时,豫南革命委员会未能及时估计到敌我力量发生的重大变化,做好反围剿的准备。二月一日,四望山特区苏维埃劳动政府成立大会正在继续进行时,接到长台方面告急:明港以仝霄九为首的苏、龙、魏、仝等大户地主豪绅组成的“富户联合会”武装,在淮河东岸向周世品、鲍子宽等领导的“光蛋会”农军武装发动进攻。张志刚等即带领革命军主力分两路前往增援,在河东沈营,一举将反动地主武装击溃。后会合当地两三千农民,在王厂一带沿十几华里长的铁路线两侧驻扎下来,准备向东发展革命势力。三日下午,方振武部一个团乘火车抵长台关桥南。次日晨,方军架起大炮,配合民团从左右两侧向农军夹击。缺乏训练的两三千农民在大炮轰击下陆续走散,只剩下革命军和长台关暴动的基本队伍三百余人坚持战斗,与敌人苦战一天,傍晚撤至杨庙。五日拂晓由杨庙出发,绕道向西,欲转往四望山。行至游河,被敌中路军阻击,部队遂向桐柏方向运动。在信、桐边界又被当地豪绅武装包围。此时工农革命军只剩六十余支枪,子弹已尽。樊钟秀部第二师师长李万林派黄团前来收编。为保存力量,我方答应暂时归编为一个营,张志刚任营长,调往师部驻地泌阳驻扎。不久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部分党的干部相继离开泌阳,奔赴各地转入地下斗争。

冯家庄方面,因主力团已开往长台,只余二十多支抢,豫南特委指示机关人员化装提前转向信阳以东,到潢川一带展开新的斗争,部队亦先撤出冯家庄,退往四望山祖师顶与留守在后方的王伯鲁部汇合。

敌南路民团于二月四日开抵龙门新店。我驻守该地的农军与敌激战,终因敌众我寡,阵地被敌攻破,亦往四望山撤退。

二月五日,敌北路部队经周家湾往游河,与中路部队汇合,继续向四望山腹地进犯,并与南路部队向我合围。工农革命军一部分集中在姚家坡(距祖师顶东约二十里处)阻击敌人,我军边打边退,于傍晚撤至祖师顶。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雾障山峦,阴风呼嚎,全四望山中数百男女老幼都集合在祖师顶寨内,同仇敌忾,手持大刀、长矛、锄头、冲担,协同革命军,誓死守寨。敌人分四路从东、北两个方向连续发起十余次冲锋,皆被寨内用灌子枪和礌石打退,死伤惨重,不得不退至龙门新店。夜间,王伯鲁等带部分农军下寨联络失散的人员,因途中遭阻,未能返回。至天亮寨内农民见援军未到,恐不能抵抗民团的再次进攻,在敌人未到之前,相继撤出。

豫南工农革命军于祖师顶西龚家湾集合后,仅剩下六十余人枪,由黄龙寺突破包围,进而攻击骆驼店、吴家店一带之反动红学。当地农民见我军来皆大悦,引路报信,并帮助攻打反动派,到高家台子将豪绅及其走狗杀了,反动民团又跟踪追来。革命军决定往湖北应山运动,路过花山又被反动红学包围。我军奋力将其击退,俘敌数名,从他们口中得知民团军已在应山方面拦截,恐难过去,便折回北上。经冯家庄到杨家庙,当地形势仍非常紧张。再北上,至信、确交界处,反动武装紧紧尾随,我军对确山情形又不熟悉,且子弹将尽,人已困乏不堪,不得已将枪隐蔽,人员分散隐蔽。王伯鲁率几名骨干潜至唐河,入建国豫军教导团。不久,王伯鲁等地下党员又在教导队发动了一次兵变,但没有成功。

反围剿斗争失败后,敌人实行了最野蛮的“清乡”政策,特别是那些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倍加凶残。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有的甚至被破腹挖心,袅首示众。在四望山区域内,十之八九的农户被株连、抄家,许多农军的亲属被迫逃难,不知所终。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全部解体,革命转入低潮。

(六)四望山暴动的历史意义及经验教训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河南省委的代表李鸣歧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豫南工作报告》,对四望山暴动总结了八条教训。这在暴动已完全失败,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作为暴动的主要领导者从主观上作出的自我批评是十分中肯的,同时也为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今天有必要在《豫南工作报告》精神的基础是,对四望山暴动失败的原因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1、主观上、片面地估计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未能制定出完全符合实际的政策和策略。一九二七年秋,在大革命刚刚失败,信阳党团和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对于以武装暴动为主要手段的土地革命,党的思想上,组织上都需要相当一个准备过程。而当时改组后的河南省委却认为河南农民“已陷入极困苦的境地,革命情绪非常高涨,冯玉祥正东北吃紧”,“也是我们进攻的时候”,一再催促豫南特委立即暴动。当豫南特委首先提出意见,大意谓省委计划时间太紧迫,形势太铺张,不按下层实际情形,恐难按计划执行,建议延展日期,以便做好暴动前的准备工作时,省委竟于十一月通过的《河南省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指责“豫南特委蔑视省委命令”,“借口筹备不及,将日期三次更动”,“全体人员应予以警告处分”,“靳令解散,改组”,在这种高压政策指导下,迫使四望山特支曾于十一月中旬向杨家寨作毫无把握的进攻,空放几枪,亦作暴动。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省委在冯家庄召开的信、确活动分子会议,无疑对豫南土地革命是一个极大推动,但由于受当时盛行“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的影响,在具体政策上仍作出了过“左”的规定,不加限制地鼓励农民自动斗争,对一般地主一概视之为土豪劣绅,产生了一些不适当的烧杀现象,结果树敌过多,孤立了自己,使一些能够争取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同我们一起进行战斗。

2、在工农武装斗争中,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一味地猛打硬拼,凭个“猛劲”,盲动冒险。十二月下旬,在四望山刚刚取得反围剿胜利、新开辟的区域尚未巩固的情况下,特委和县委却命令农军攻打信阳,意在一举解放县城。这一冒险行动,造成我方无谓牺牲,并过早地暴露了工农革命军的实力,加速了敌人的“围剿”。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反动民团已开始在信阳集结,而豫南革命委员会竟毫无反围剿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仍在冯家庄陶醉在一片胜利欢呼声中,并筹划第三日分三路攻打吴家店。工农革命军主力调往长台关,更是四望山失败的致命之举。沈营战斗胜利后,工农革命军主力本应迅速返回冯家庄,坚持向山区发展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斗争,粉碎敌人发起的围剿,却将队伍布防在地处平原的京汉线上,所以敌人可以将农军各个击破,致使我一败不可收拾。这反映了当时的领导者缺乏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军事思想。在冯家庄被占领,龙门新店阵地被攻破的情况下,后方也没用及时组织群众转移,以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而是死守硬拼,被动挨打,以致革命力量丧失殆尽。

3、四望山暴动所以失败,也有其客观历史原因。当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既缺乏指导战争的经验,又缺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思想上存在着很大的盲动性。另一方面,统治河南的新军阀已由内讧转为联合向革命进攻。在敌人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加之农军总部战略战术指导上的错误,就造成了暴动失败的必然之势。

四望山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首先,应该肯定这次暴动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当时的中国,革命只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土地革命仅只处于摸索阶段中,发生这样那样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经验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认识只能在斗争中提高,决不能说等到有了经验再举行暴动。其二,这次暴动集合了分散在各地的党的力量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动员了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沉重打击了信阳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扩大和加深了我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其三,这次暴动为十年后李先念、危拱之等同志在四望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四望山又成了我党在豫南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基地。

四望山暴动应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它应有的地位。

四望山暴动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