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资料
信南抗日根据地的公安保卫工作
添加时间:2012年09月26日 浏览量: 【字体:

 

公安机关是党委领导下的工作部门。公安工作有它的特殊性、秘密性和它相对的独立性。抗日战争时期,从一九四○年起,我一直是做公安工作的。现仅就记忆所及,谈谈信南抗日根据地的公安保卫工作的几个侧面。

()公安机关的建立和任务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挑起三次全国规模的反共高潮中,向我抗日根据地派遣大批特务,设立特务机关,搜集我军情报,进行暗杀、绑架、骚扰、抢劫等破坏活动。所以锄奸保卫工作,已成为我们各项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一九四○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电示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应注意扩大军队,建立根据地,加强锄奸工作,以及准备“二五”减息。

根据中原局电示,边区党委及纵队司、政两部于一九四○年八月在随南九口堰召开县、团级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扩大根据地,加强锄奸保卫工作。会后在部队建立了锄奸股、保卫股。一九四一年春,豫鄂边区在小花岭(边区党委所在地)建立了公安总局,在边区党委社会部领导下进行工作。当时边区党委社会部长由陈少敏同志兼任,副部长刘慈恺(一九四三年以后是夏忠武)。边区公安总局局长娄光琦,副局长郭欠恒。总局成立之后,边区三十个县中,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而又较巩固的都相继建立了敌工科、公安科、公安局等公安机构,积极执行锄奸任务,大力开展锄奸工作。

一九四一年初,信南县成立了司法科,我由信应地委社会部保卫干事调任信南县司法科长。一九四一年春(边区公安总局成立之后),信南县司法科改为公安科(司法工作交民政),我任公安科长。一九四二年春,信南县建立公安局,我任局长。在我任信南县公安局长之后,边区公安总局任命我为总局科员。我以总局科员的身份,还直接领导信应(亦称信阳)中心县委(一九四二年由信应地委改建)所辖的信南、信罗边、淮南三个县的公安工作。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我从信南调任淮南县委社会部长兼县公安局长。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又调任信阳县(也就是原来的信南县)社会部长兼县公安局长。中原突围时,组织决定我留下来隐蔽坚持斗争。

豫鄂边区是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敌伪顽相当猖獗,时刻想把共产党赶走或消灭。敌人每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扫荡”时,都要派出大批特务刺探情报,收买内奸,以达到他们破坏根据地的目的。因此,公安工作的主要任务,对外是消灭敌伪派遣的特务和被敌人利用的汉奸、土匪,以及反动的会道门;对内则是肃清内奸,防止内奸,清查异己,纯洁组织。

(二)公安机关和它的外围组织

一九四二年春,信南县公安局成立后,下设秘书股和侦破审讯股,还有公安局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一个手枪队和一个步枪班。手枪队的任务是通讯、联络、侦破办案;步枪班的任务是警卫、看守犯人。执行战斗任务时,手枪队冲锋,步枪班掩护,是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县以下的区、乡,设有专职公安侦警,相当现在的公安助理,由公安局直接派出。它的任务是监督、盘查坏人,传送情报,与局直接取得密切联系。侦警为了掩护身份,避免敌人注意,穿着干部服装。他们是深入基层与各方面取得密切配合的骨干力量。边区凡有公安建制的县,多半都有名称统一的公安外围组织——“兴中会”、“人民锄奸团”、“敌后武工队”等。

“兴中会”,宗旨是消灭日伪,振兴中华。入会的条件,只要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抗日,不通敌顽,不当汉奸,均可入会。它的成员多半是青红帮、三教九流一类的人物。这些人在抗日的前提下组织起来,是一支很有力量的抗日组织;如果被敌人利用,确又是一个难以对付的集团。当时敌我双方对这类人争夺的很厉害。因此,利用“兴中会”的组织形式,对这些人进行团结、争取、利用,对于公安工作来说,是开展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

“人民锄奸团”,是从抗战初期的”抗日十人团“发展而来,由公安局直接派人领导的秘密武装。它的活动主要是在敌占区以致敌据点内部。它的任务,顾名思义是锄奸。当然除掉所有的汉奸是不可能的,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死心塌地、认贼作父、有罪恶、有民愤的汉奸,以及国民党顽固分子潜伏我内部暗中进行反共,破坏抗日的特务奸细。对锄奸团的成员要求是机智、勇敢,打仗不怕死,被俘宁死不屈。

”敌后武工队”,系公安机关的机动武装力量,是由手枪队参加的一支完成突击任务的坚强战斗集体,它担负着“兴中会”、“人民锄奸团”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要求武工队员行动迅速,来无影,去无踪,在敌占区内部开展反敌、反特、饭奸细的斗争。奇袭三里店日军卫兵所、活捉伪十二师副师长饶杰夫、打死隐藏在日军宪兵队内部的特务头子张汉杰,武工队都起了重大的决定性作用。日本鬼子也不得不承认:“山爬子(指武工队)大大的厉害!”这些外围组织是公安保卫工作的得力助手。

(三)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县公安局是县政府下属的一个局,在党内则属于党委社会部领导,业务上隶属于边区公安总局领导。在党内多以会议形式传达党的指示,汇报、布置锄奸工作及党内保卫工作;在行政上,公安总局常以公函、通令、训令和手谕等形式指导工作和传达上级命令。这种工作方法是根据当时斗争环境决定的。我这里还保存有当年的几份公函、通令,可以反映出当时党对公安工作领导的大致情况。如:

豫鄂边区公安总局公函      公字第一号

                          敌侦字第一号

径启者:此次敌寇大肆扫荡,任意烧杀,殃及我抗日人民,痛念及此,无任发指,按寇贼每次扫荡规律,在扫荡之先,或扫荡之时,均有大批侦探散布我各个地区,以刺探我军情报、机关驻地,此次必属不免,特此函达:

贵府仰希转饬所兴各部,将此次敌寇所放出侦探人数、活动方式及活动地区,从何据点放出等情况,于五日内调查清楚转送本局,并希望在贵县公安局未成立前、以后凡遇敌人扫荡,希即令饬所属,对敌侦[]活动情形,克日进行调查转达本局为盼,是为公谊。

                         

                    信阳县县长蔡[韬庵]

                         豫鄂边区公安总局局长楼光琦

                                     副局长郭欠恒

                       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下面是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郭欠恒于一九四二年元月六日同一天写给我的两个手谕。

怀诗同志:

你去信阳两月之久,未见只字片纸之报告,是何道理?

特着孙乘芳前来你处,务必将你回去后进行之工作,信、应、罗敌顽特务活动情况(有何特务机关组织)等详细写来为要,报告越详细具体越好,关于建立人民锄奸团的困难、心得等要详细写。我们本拟到信阳一趟,现因有其他紧急任务,暂作罢论,你以后要多与我们联系,来信可由县委到区党委之交通转较为妥当。

                   此致

       敬礼

                              郭欠恒    元月六日

怀诗同志:

由信阳县政府拨给大洋捌佰肆拾伍元,此款统作购买手枪、子弹之用,孙乘芳等去,你至少应交五条手枪、子弹他们带回,你带之拾子连手枪亦请交他们带回。

                   此致

       敬礼

                              郭欠恒      元月六日

通过如此等等方法,在我党的领导下,整个边区建立起一个有力的公安体系和广泛的群众抗日锄奸网。

(四)信南抗日根据地的公安保卫工作

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边区的公安机关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完善的。公安人员是从有关部门选拔的,武器多半是在对敌斗争中缴获的,也有一部分是通过关系购买的。为了不断提高公安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边区党委通过各种方法加强公安队伍的自身建设。总局办过三次公安干部业务培训班。边区党委社会部于一九四一年秋在小花岭办过一次县以下的公安干部训练班(对外称研究班),主要由边区党委社会部副部长刘慈恺负责,参加人员主要是县以上的社会部长和公安局长,约二十余人,我去学习了。现在能记得名字的有柳枫(张康民)、徐行、舒赛(女)、方凌(女)、樊作楷、周志华、何力等。区、乡公安干部由县局培训。凡做公安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学习有关业务,如锄奸知识、侦破技术,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学习党的锄奸政策,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了解边区敌特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等。我在边区办的“研究班”学习回来后,在信南大王冲、李家店、姚家湾等地先后办了两期区、乡公安干部业务培训班,总共四十多人。到一九四二年底,凡建立公安机构的边区县、区、乡均有经培训的公安干警,进行着复杂的对敌斗争,担负着抗日根据地的光荣使命。

紧密依靠群众,严格执行政策。一九四二年底,边区抗日人民参议代表大会通过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财权、人权、地权及言论、出版、信仰、迁徙等自由权,除司法和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外,任何机关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讯处罚。”第九条“对一切汉奸分子,除罪打恶极不愿悔改者外,凡属被迫胁从或为生计所迫与一时受骗而非自愿者,不问其过去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教育、感化政策,并给与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罚款或强迫其写自首悔过书。当然对死心塌地地阴谋破坏边区抗战的汉奸、特务,有罪恶有民愤的现行者,不论是在平时或战时,均不受此限。”公安战士严格执行政策,坚决依靠群众,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没有错杀过人。一九四三年以后,边区形势好转,敌探、奸细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我们对于捕获的敌探、奸细也不捉住就杀,而是采取教育的方针,主张“再捉再放,再放再捉”。除了死心塌地当汉奸,又有民愤的再捉住杀了外,大部分敌探被捉住后经教育,可以争取和利用。自《豫鄂边区施政纲领》颁布后,公安工作日趋正规,作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边区各报纸还开辟了专栏,登载文章进行锄奸政策宣传和法制教育,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锄奸工作。当然,在特殊条件下,执法过严也是有的。战争时期敌人也谨慎,凡是真正给鬼子卖力办事的汉奸,都发有日军证件,凭证出入敌据点。由于战斗频繁,无人看管,加之群众对敌探、奸细的痛恨,敌探、汉奸一旦被捉,搜出证件,很少放回的,都杀了,没有很好地执行“再捉再放”政策,失掉了一次争取的机会。

公安保卫工作,在对敌斗争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下面说几个例子。

奇袭三里店日军卫兵所大获全胜。三里店日军卫兵所是日军设在信阳城南三里店的一个据点,与信阳城隔河相望。浉河从用片石筑起的丈余高的城墙脚下与卫兵所之间拥挤而过,一人多高的铁丝网将卫兵所紧紧围了两层,可谓是“固若金汤”了。

卫兵所里的鬼子经常四出骚扰抢掠,对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威胁很大。卫兵所又是日军对敌探、汉奸指挥联络的一个阵地。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信南公安局根据县委指示,决定奇袭三里店日军卫兵所。一九四二年秋,一个雨后的傍晚,趁浉河涨水,城内日军与卫兵所联系不便之机,化装成木匠、打木料的、打鱼的等九名手枪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进攻,出其不意,冲进日军卫兵所,打死打伤日军七人,其中军曹(即班长)一人,缴获三八式步枪八支,歪把子机枪一挺,还有手榴弹、钢盔等不少战利品。战斗进行仅几分钟,九名手枪队员即凯旋而归,这次战斗影响很大,震惊了信阳、孝感(日伪时期信阳曾属孝感管辖)的敌人。

拖垮“白天府”,争取杨长金。日军为了防止我游击队、武工队的袭击,在各地加强了特务活动。一九四三年,在日军特务部门领导的信阳宪兵队又增设一个汉奸为主的宪兵队外围特务组织,名曰“白天府”(设在信阳西关观音堂庙内)。因为这些汉奸在日本特务的直接指挥下烧杀奸抢,无恶不作,老百姓深受其害,恨之入骨,叫它“白脸虎”。鬼子出城打掳、清乡、扫荡前离不了他们侦探,出发时少不了他们带路,对我们威胁很大。为了拔掉这个“根深枝大”的钉子,淮南县公安局决定派人打入“白天府”,长期潜伏,待时机成熟,来个釜底抽薪,拖垮这个汉奸特务组织。在淮南县公安局领导下,物色了活动在信阳城附近的武工队长李××等,利用关系打入到“白天府”内部,当上了一名“特务”。不到一个月,李××便拖出长枪六支,手枪一支。“白天府”不但在实力上受到消弱,而且士气低落,一夕数惊,唯恐武工队再来袭击,几乎失去活动能力。接着李××一人在信北五纪屯大白天又夺了伪乡长周××一支二十响手枪。这样以来,对敌伪影响很大,日本鬼子加强了对“白天府”的约束管制。汉奸特务为了报复,带着鬼子对淮南根据地的洋河、黄家院进行大肆扫荡,并在岱家岗抓走我们的乡长周禹门。淮南公安局闻讯派手枪队追赶,一直追到牛尾巴堰(现信阳市青龙街),人虽未追下来,特务们却吓破了胆,再不敢轻举妄动。不久,“白天府”派人来给我们说好话,表示立即放人,并愿为新四军工作。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对来人进行了“统战”,交待了政策,陈述了利害,指出了出路。要他回去告诉汉奸特务头子杨长金,秘密来根据地与我们会面,我们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并要他转告各兄弟,只要不与共产党为敌,爱国,想到自己是个中国人,认清形势,留个去路就行了。事隔一天,“白天府”派来一个代表,要求我们到信阳城东北的二十里河敌占区一个保长家里和其队长杨长金见面。我们即按约前往了。我们看杨长金有点诚意,便对他说,只要你爱国,不反对抗日,暂时可以在“白天府”里干。但是,你们的心不要死在日本人身上,当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要认清形势,看清中国的前途。对杨长金这场攻心战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不仅放回了周禹门,“白天府”也不再到根据地抢劫、抓人了。后来并给我们送情报,买药品、电池等紧缺物资,并带我们手枪队到城里黑泥沟(现信阳市民权路)收税,连城里买卖土地的契税也拿到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鉴印。这是对敌特分化瓦解,争取利用成功的一例。

策反失败,锄奸围成,损失严重。一九四二年春,活动在平汉铁路东的国民党顽固派四游击纵队,经常到路西对信南根据地进行骚扰破坏、抓人抢粮,破坏我信南中学,祸首就是隶属四游击纵队的一个便衣队队长易长海,他当然是我公安部门要打击的对象。如何打击易长海呢?信南县公安局决定打入其内部,平时秘密活动,瓦解其队员,乘机打死易长海,战时作好内应。执行这一任务的是信南县委社会部长李永堤的警卫员李锡福同志。

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没有李锡福的一点消息。正在焦虑之际,当谷山地下党支部书记蔡习之同志来一份电报,其中一条消息是李锡福同志惨遭杀害。小李打入顽便衣队后,一直找不到打死易长海的机会,后被易长海发现,用锄头活活砸死。

易长海打死李锡福之后,并未罢休,把他的亲侄子易得如派到日本人的柳林据点,借日本人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不久易得如当上了日本便衣队长,成为一个既能调动四游击纵队便衣队对根据地进行骚扰、破坏,又能配合日本鬼子进行扫荡的“双料”特务。公安局对这种专门从事反共的特务分子坚决予以打击,根据侦察了解的情况,采取在柳林据点一家商号饭馆里请客,将易得如拉进我们的圈套。在席间将易灌醉,然后捆起来到李家店。因看守不严,易得如夜间逃跑。

易得如逃跑的第二天凌晨,鬼子就到根据地疯狂扫荡,一连烧了两个村子,连续扫荡了三次,造成了严重损失。

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胜利了,是由于政策执行得好,紧紧地依靠了群众,队伍精干,团结战斗。失败了,当然可以说是缺乏经验,方法简单,一时失误,我看根本问题是没有很好执行政策和依靠群众。尤其是在公安工作中执行政策与依靠群众更要紧密地结合起来。

抗日时期的公安保卫工作,在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完成了特殊的任务,为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因为时间太久,记忆不全,错漏之处还望健在的领导和当时担任公安保卫工作的同志指正。

 

翟怀诗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