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资料
忆信南地区的抗日斗争
添加时间:2012年09月26日 浏览量: 【字体:

 

信阳是富有革命传统的好地方。抗日战争初期,信阳南部及当谷山一带就建立了党组织。日寇占领武汉后,共产党及进步分子张裕生、周映渠、任子衡及蔡韬庵、张牧耘等分别拉起了抗日游击队,并把队伍交给党统一领导和指挥。后来,这些部队先后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的二团、三团及七团。以后经过整编,三团被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主力团之一——三十八团。三十八团的兵源补充是由信南地方部队直接调入的。

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信南地区一直是一块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成为豫我边区的北大门和联系河南的重要地区。河南的很多秘密党的干部也都是经由信南转移到豫鄂边区根据地。同时,信南地区又是我新四军第五师向河南发展的前进基地。先念同志率领干部、部队是在四望山调整充实后开到鄂中的;以后,先念同志又几次率领部队经信南地区开赴前线去打击日寇,惩罚国民党反共派部队。

信南地区是一九三九年由段远钟、鲁颜卿分别任区委书记和副书记,并组建起信南地区正式的党组织——信南区委,归信应地委领导。一九三九年底建立信南县委,县委书记由我担任,姚孟兰担任副书记。朱钫任县大队长(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县大队教导员由张世彤担任,段远钟任县委组织部长,宁非任宣传部长,颜醒民任民权部长(行政上是副县长),顾剑萍任财经部长(解放战争中在国民党反动派狱中英勇就义),鲁颜卿任民运部长(后由杨玉璞担任),陈彤琛任妇女部长(后由张华担任)。一九四○年冬建立信南抗日行政委员会(即县政府),蔡韬庵(又名蔡守则)任主席,颜醒民任副主席。

成立信南县委时,我们是在四望山接受的任务。一九四○年春,信应地委迁到信南地区,以后长期定在信南地区。

县委成立以后,我们带了两个连的兵力和一部分干部,开到了信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鲍刚的部队也派了二百多人,尾随我们到了信南。但是由于他们遇到了群众的反动,又惧怕离敌人近,仅呆了十天就夹着尾巴逃跑了。群众讥笑他们说“朱大队(我们县大队队长朱钫),马大队(反共派是马大队长),马大队斗不过朱大队,马大队腿长跑得快”。

县委成立后,以大王冲一带为中心活动,并成立了五个区委,行政上叫乡。这五个区分别分布在大王冲李店一带,台子畈一带,青石桥一带,螺蛳冲一带和应山的中华山一带。由于中华山一带地广人稀,所以在行政上成立了区政府。铁路东信罗边区曾成立工委,鲁颜卿负责。工委工作开始归县委领导,地委迁到信南后归地委直接领导。游河睡仙桥、笃祜殿沟一带在日寇占领时还曾成立一个独立区(四区)。

县委成立后,我们工作重点放在发动群众支援战争,很注意把立足点放在群众中。除了注意最大限度的领导群众发展农、副业生产外,还特别注意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当时机关部队常住的一些村子(当地叫湾子),睡觉都是铺稻草,而稻草铺得次数多了牛就不吃了,这个问题引起群众强烈反映。县委专门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与常驻地方的群众协商解决。请群众把我们铺的稻草留出另放,我们按常用稻草的数量给予农民代价,解决了这个矛盾。我们也经常教育干部战士注意维护群众利益,并且提出如果干部战士与群众发生纠纷,有理无理都要向群众赔礼。

抗战期间,地方党组织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发动群众,搞好生产支援抗战。县委成立后,首先组织起了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抗日儿童团,接着又组织起了民兵和游击小组(半脱产,无任何待遇的基干民兵)。农救会和妇救会的基层干部都是由群众中酝酿选举出来的。通过选举,使我们发现一部分群众领袖。他们苦大仇深,但都热心为劳苦大众服务,深得群众拥护,当时我们叫自然领袖。群众组织的广泛建立使我们有很大依靠,这些群众组织动员新兵、做军鞋以及站岗放哨查路条。儿童团在民兵的支援下,曾多次活捉日寇的侦探。

信南的民兵及游击小组对巩固信南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日伪的据点附近监视敌人活动,敌人一有活动我们提前就知道,所以尽管日伪军多次扫荡,但我们毫无损失。反共派鲍刚部队挤进四望山地区后,得寸进尺地向南扩展到谭家河一带与我们隔河相峙,我梅权谋游击小组二十多人,一直坚守在谭家河一带,在县大队的配合下打得反共派部队一直不敢过河。

我在信南地区时,筹备粮、款的工作主要由顾剑萍负责。他想出很多办法,保证了部队及地方活动经费的需要。开始是向地主派抗日捐,因为还要主要统战政策,所以我们很主要工作方法。有的个别动员,有的开座谈会动员,绝大部分地主没有对抗我们。信南地区的茶叶是特产,而茶叶都在地主手里。顾剑萍就主张以茶顶捐,我们再把茶叶拿到敌占区去卖。我们还时常派手枪队混进敌占区捉汉奸,捉来后,我们按照宽大政策,对他们进行罚款,并要求他们写出不危害人民破坏抗战的保证书后放回去。放回去的汉奸大部分都比较老实了,个别死心踏地投靠日寇继续作恶的,我们就千方百计地把他镇压了。

随着抗日事业的发展,部队的发展壮大,信南还承担起地委直属部队的供应,偶尔还要给区党委送点钱。新任务的增加,我们上述筹款的办法已已远远满足不了抗战工作的需要,我们就根据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大力着手于解决好救民私粮的基础上,开始征收救国公粮的工作。

为了切实抓好这项工作,县委在一九四○年里曾多次召开县委会议,讨论研究春耕、秋收等农业生产的布置和安排,研究如何解决青黄不接季节农民的口粮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发的农民向地主借粮以解决军烈属和困难户的救济和农民播种用的种子。同时,我们还总结推广农家肥的好经验,组织农民修塘挖堰,发放低息贷款,解决贫苦农民的春耕困难。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同志还专门抽出时间下去检查春耕和秋收工作,遇到地主刁难农民的情况,我们还要从维护农民利益出发,支持乡政府,调解主佃纠纷。一九四○年,我们较好地完成了春播、秋收的工作,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自一九四○年起实行了征收公粮的累进税(也就是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来决定征收公粮的数量)。从此以后,我们的固定收入就是公粮、税收以及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财物。

为了进一步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我们在信南还办起了公营的毛巾厂和造纸厂。县委出资购置了简陋的设备,招聘了一些技术工人。生产的产品除了给部队和县委、县政府使用外,还可以外销一部分。同时,我们还对日寇占领时被迫停业的手工业作坊采取了扶植政策,使许多油坊、粉坊尽早恢复了生产。这样,既解决了群众许多生活困难,政府还增加了一定的税捐。

在农业政策上,我们在一九四○年秋季以后实行了减租减息。地委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派来了地委民运部长刘东。当时我党的政策是:团结地主阶级参加抗战,既要减租减息,又要交租交息。虽然这样也是动了地主的“肉”,因而还得进行斗争。而农民却因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虽然拥护减租减息,但又怕地主夺佃,丢了饭碗。为了帮助农民解放思想,保证减租减息的工作顺利开展,我们把发动农民群众作为主要的一环。在县委会上,我们反复的分析了形势,统一了思想。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依靠基层农会和妇救会,首先抓住了骨干的工作,向他们反复的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唯物主义,破除宿命论。经过我们的帮助教育,使骨干提高了觉悟,树立了信心。骨干的工作做通后,我们又同农会、妇救会和骨干一起分析地主的状况和态度,制订了一套对付他们的办法。对待地主我们的态度是:交待清楚党减租减息的政策,采取先软后硬的办法,态度好的先减,态度坏的集中精力放在后面攻克。在这项工作开展过程中,我们还组织县委干部,在各区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并召开会议进行交流。在县委的领导下,在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下,我们初步的完成了二五减租和三七减息工作。多数地主是比较顺利的执行了法令,只有少数地主是经过群众的说理才减的。但也有部分地主采取暗中对抗的办法明减暗不减,也有的农民减后又送还给了地主。这样的情况一经发现,我们就立即纠正,及时地揭露地主阴谋,同时对觉悟低的农民进行教育,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使农民的情绪更加高涨,我们根据地也更加巩固。

 

 

       郭欠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