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资料
回忆在信应地区的抗日活动
添加时间:2012年09月27日 浏览量: 【字体: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并提出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中原局、河南省委贯彻中央指示,在武汉沦陷后,决定以地处豫鄂交界、桐柏山、大别山之间的四望山为中心,开辟豫南信应地区抗日根据地,发展豫鄂边区自主的游记战争。

                  (一)

一九三八年六月,武汉会战开始。日寇除正面沿长江向武汉进逼以外,还采取了自北边沿信浦公路向信阳进犯的部署,企图攻占在战略地位上十分重要的信阳之后,将平汉铁路南北切断,进而从侧门迂回进攻武汉。敌人用重兵、以机械化部队开路,在八月三十日侵占了安徽六安地区,并进而向信阳进逼。

九月初,河南省委(当时住在确山县竹沟镇)军事部长兼统战委员会主任彭雪枫、统战委员会副主任刘贯一找我谈话,要我到信阳县去做争取国民党县长李德纯的工作。他们介绍说,李德纯跟我党已有过接触,他的思想比较进步,为官清廉,主张抗日,他掌握的县常备对有四个中队,争取他同我们合作是有可能的,现在是争取他在信阳县城陷落以后不要走,留下来在信阳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同时决定我以新四军中校参谋的公开身份去信阳,这是由于我党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积极打击日寇,特别是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大捷后,我们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威名大振,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人们尊敬我们,积极地向我们靠近。所以以新四军身份出现,便于我们工作。

我到达信用县城后,先找了我党在信阳地下工作的同志,了解了一些情况。当时信阳已经十分混乱,到处是向西溃退的国民党部队,日本飞机几乎每天都来轰炸,群众天一亮,就要逃出城外去躲避飞机。晚上,又没有点灯,就像一座死城。这时候,豪绅和国民党军政要员都已离开县城,但李德纯带着他的四个中队坚持在城内。我在信阳总共待了二十多天,先后几次会见李德纯,通过交谈,我感到他是主张坚决抗战的,但对纷纷溃退的国民党部队,感到十分失望、焦虑。他表示自己是地方官,要在城内坚持到底。我向他讲述了我党、毛主席关于开展游击战、坚持持久战、中国抗战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思想,他对这一思想是接受的。我一方面称赞了他抗敌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当前国民党主力部队都纷纷溃退,凭你这几个中队能守得住信用县城?希望他还是采取游击战的方针。在我即将离开信阳回竹沟的前一天晚上,李德纯在县政府院子里接见了我,他十分感慨地说,在平时,那些士绅先生们,不断到我这里来,鞠躬哈腰,但现在都不见了,相反地只有一个共产党人跟着我们在一起商酌问题。他很受感动,在我向他告别时,他还伤感地说,信阳眼看就要丢掉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再见,但李德纯这次,并没有把他在信阳沦陷以后的打算和行动计划告诉我,也没有提出要跟我们合作的要求。

在九月底,我回到竹沟,彭雪枫已经离开竹沟率部队开赴豫东,我向省委书记朱理治汇报了情况。不久,即十月十二日,日寇占领了信阳县城。省委要我到信阳南边去找李德纯,交待我现在可以向他提出共同合作,开展信阳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建议,并尽可能地争取他到信阳北边王岗和尖山一带来驻。省委之所以这样提出,是因为这里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的根据地,工作基础非常好,许多村寨里都有我们党的组织和武装,现在信桐确边县委(也叫尖山区委)就驻在尖山,这里我们还有一批优秀的当地知识分子干部,像黄云樵、蔡云生、方略、宁淮等中学毕业生,抗战一开始就参加了党,在本地工作,他们熟悉当地情况,特别是和中上层人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里的党组织带有半政权的性质,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共产党的地方,而且离竹沟也近。如果能争取李德纯到这里来,就便于我们争取同他合作和帮助他。

我在信阳南边山区黄龙寺找到了李德纯,向他提出了我们合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及将县政府迁到北王岗和尖山一带等主张。我说,当前,在信南山区各种武装林立,互相吞并,像余镜、李寿恺、吴少华这些土霸武装,他们各有各的打算,不会真听你的指挥,说不定还会对你下毒手。而在信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里环境比较安定,适合发展,便于我们合作的更好。但他当时没有表态。在黄龙寺,我见到了我党秘密党员、在国民党第一战区豫南民运办事处工作的齐光和在第五战区青年团工作的濮思澄。也见到了信阳县政府秘书陈守一,还见到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重育民,他带领着国民党信阳县党部全班人马,紧紧跟着李德纯,重育民是CC嫡系,是坚决反共的。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都在加紧争取李德纯,国民党要控制他,我们要积极争取他,他本人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正处在何去何从的抉择时刻。后来,陈守一告诉我说,李德纯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最后是在黄龙寺下的。这是真实的。他当时之所以下决心跟共产党走,一是他思想比较进步,为官清廉,主张抗日,与当地土霸对立;二是他势单力薄,自己没有干部,没有强有力的武装,但余镜清、吴少华、李寿恺之流,每人都有几百条枪,他控制不住,相反却有可能被他们搞掉;三是我们党通过各种渠道向他做争取工作,真心地帮助他。县政府秘书陈守一也起来作用。所以过了几天李德纯自己提出要把县政府搬到信北去驻,同时委任我做信阳县抗敌委员会秘书,他兼主任。他说,你担任这个工作,即便于我们在一块,又便于你工作。十一月初,李德纯和我率领他的部队和机关人员到了北王岗。重育民带的国民党县党部也跟随到北王岗。李德纯到达信北后,我们信桐确边县委组织了对他的欢迎,并且在筹集给养等方面,都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他感到非常满意。

每过几天,河南省委派危拱之、刘子厚、王海山从竹沟带了几十人的武装和干部到达北王岗。同时,在桐柏山区的七十七军工作团团长、中共党员朱大鹏带了两个分队也到达北王岗。这些同志向李德纯提出了建立信阳挺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方案,经过与李德纯反复讨论研究,他同意了我党提出的意见。除了我们拿出的武装,编为基干大队以外,他拿出来三个中队参加,组建成为信阳挺进队,由李德纯任司令,朱大鹏任副司令,危拱之任政治处主任,王海山任参谋长。刘子厚任县政府科长。十一月底,挺进队进驻四望山。李德纯没有跟挺进队一起行动,他带领县政府的一个中队仍留驻在北王岗。信阳挺进队的组成,和他没有随部队一起行动,实际上就是他把他的大部分部队交给了共产党来领导和指挥。

我和李德纯留在北王岗以后,组织上为了便于和他配合工作,就决定由我任信桐确边县委副书记(后任书记)。由于我们党在这个地区有基础,再加上李德纯县政府的合法地位,在这一时期信工作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信北地区面积占信阳全县的四分之一,在这个地区内,相当部分的保甲长、联保主任换成了我们的党员或者进步人士。我们积极发动群众,发展了党的组织,扩充了地方武装。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许多开明士绅和教育界人士纷纷和我们建立了关系。

一九三九年一月,李先念同志率领新四军游击大队由竹沟出发,向豫鄂边区和武汉外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路经北王岗,我陪同他去见了李德纯。事先我已经告诉了李德纯,说李先念同志是我们党的领导人,是红军时期的著名将领。先念同志跟他谈了抗战的政治、军事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并且对李德纯说,我们是把你当作自己人来看的,大家共同把信阳的工作搞好,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他听后非常感动,他看到我们党不仅对他很重视,而且对他很亲切,把他看作自己人,先念同志临走时指示我们县委,要我们多尊重他,遇事多跟他商量。并要我们利用这个好的形势,在信北地区努力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开展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展武装力量。

李德纯这是已完全靠近共产党了,国民党县党部重育民向他们的上司告了他的状,于是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下令。调他去省府当时所在地卢氏县任县长,以表示对他“重用”,委任马咸扬接替李德纯为信阳县县长。马咸扬是信阳平昌关地区古城人,是一个大地主,他随时可以集中几百人的武装,虽说他当时跟我们党有着一般的来往,单位么清楚,他是坚决反共的。李德纯接到调令以后,马上找到我说,这不是调我,而是骗我,如果我去了卢氏县,国民党就要把我逮捕起来。他还说,马咸扬现在平昌关,离北王岗只有二三十华里路,可以很快到这来。他要马上离开这里到四望山去找部队,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和决定,但我不能跟你同去了,我要回到尖山县委去。他和我谈话过后几个小时,到半夜里,他把国民党县党部甩掉,带着县政府机关和一个中队的武装就到四望山去了。他说走就走,坚决得很,我遂即回到了尖山县委。重育民和国民党县党部的人也就到马咸扬那里去了。

过了两天,马咸扬就派人来尖山找我,要我帮助李德纯讲,把信阳县政府的印交给他。我说,交印是李德纯的事他已不在此地,我无能为力,也与我没有关系。我把这个情况报告了省委。当时,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原局的工作,正在竹沟,他看了这个报告以后,就以胡服的化名写信给我,他在信中说,为了同国民党的统战关系,要说服李德纯把信阳县政府的印交给马咸扬,但是武装要牢牢地掌握住,绝不能交给他。少奇同志的这个非常正确,但当时李德纯已经到了四望山。我已无法对他进行工作。后来马咸扬到黄龙寺仅接收一颗县印,县政府干部及武装人员一个也没跟他走。

李德纯到四望山以后,党组织决定把他送到竹沟去,为了安全没有走信阳地区,而绕道桐柏,省委通知我,要我从尖山带一部分武装到桐柏的毛集镇去接他。我接到他,一见面他就感慨地对我说,我几十年的老朋友和关系,从此以后是完全丢掉了!我说,虽然旧的老朋友和关系完全丢掉了,但是你今后要认识许多的新朋友和很多的新同志。我陪同李德纯一起到了竹沟,省委在一天晚上,在院子里为他开了个小型的欢迎会。

我从一九三八年九月认识李德纯,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接送她到竹沟,虽然总共才七、八个月时间,但感受颇深。我党通过李德纯和信阳县政府的合法名义,为顺利挺进四望山并很快站稳脚跟,开展信应地区的游击战争,建立这一地区的根据地,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信阳挺进队进驻四望山以后,一方面使我们能够迅速的将豫南地区地下党员各自分散发展的小股武装,如张裕生、任子衡、周映渠,以及孙石、李应权等人组织的游击队,汇合到四望山,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李先念同志率领部队南下以后,这支队伍打出新四军的旗号,号召力增大了,发展加快了,更是威名远播。另一方面对余镜清、崔仁辅等当地土霸游杂武装,以县政府名义也收编进挺进队,他们固然是听编不听调,但使他们一时采取中立态度,就是有利于我们赢得时间尽快发展发展壮大队伍、巩固根据地。后来在他们成了汉奸、顽固派时,我们即有力量把他消灭掉。

               

(二)

我送李德纯到竹沟之后,就很快回到尖山。临行前,朱理治对我说,要掌握武装、保护干部,尽量与马咸扬搞缓和关系,必要时向四望山靠拢。

这时信北的形势已开始发生变化。因为马咸扬接替县长以后,将县政府设在距尖山只有二三十华里的他家古城。他已拥有上百人的武装,在当地又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坚决反共。不过,那时国共关系还没有达到十分紧张的程度,他还不敢轻举妄动,贸然地向我们进攻。但是他对我们的敌对态度已日趋明显:一是他积极地在他家古城修筑寨子、碉堡,这显然是为了对付我们的;二是他开始撤换我们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的保甲长、联保主任;三是他暗地里对我们掌握的武装进行瓦解、拉拢。当时最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掌握的这三百多人的武装,在马咸扬的拉拢下会有相当的人靠不住。因为这个队伍的成分十分复杂,其中如严文生,带有百十人的武装,他本人虽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但不是党员,他也是平昌关一带的人,跟马咸扬也有关系。在我们掌握的武装中,还有一部分是争取收编的原桐柏地区的土匪,一部分是当地的武装,我们真正能够掌握的是少数。如不及时采取对策,将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为此决定,由我和县委委员黄云樵两人,将这三百多人的武装迅速集中起来,带动了四望山。到达四望山后,根据这些武装复杂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把成分比较好,我们能掌握的编入了新四军部队;对成分复杂,不可靠的旧采取缴械的办法(缴械是由胡林主持进行的),缴械以后对其中成分好的,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遣散回家。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这部分武装处理完毕以后,黄云樵同志就回尖山县委去了,组织上决定将我留在四望山,到七十七军桐柏山区工作团(简称七七工作团)任政治处主任。夏初,日军向襄樊进犯,根据新的形势,四望山地区党组织在任质斌同志的主持下,决定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七月间,将七七工作团和信阳挺进队的一部分,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游击支队第三团队,朱大鹏任团长,任质斌任政委,我任政治处主任。到一九三九年秋天,成立了信应地委,由刘子厚任地委书记,我任地委副书记。任质斌回省委任省委副书记。一九三九年,我党、我军以四望山为中心的信应地区,积极打击日寇,开展对国民党友军的统战工作,相互配合,共同抗日,使我们党的组织和部队有了很大地发展。这一年,在信应地区建立了信南县委、信罗边区委、信随工委、应北县委。军事工作方面,发展组建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第三团、第五团队,这三个团都是有三个营编制的大团。各县也发展了一些地方武装。各地相继建立了政权和群众组织。一九三九年是信应地区抗日力量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这个地区革命高潮的时期。

一九四一年初,形势恶化,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大举向边区进攻,同时向信应地区进攻。国民党第五战区鲍刚率领顽军一个纵队,进犯并占领了四望山,我们从维护统一战线,争取他们共同抗日这一大局出发,被迫从四望山撤往信南、应北和信罗边地区。我们党控制的地方就开始逐步缩小了。我们撤出四望山以后,鲍刚残酷地迫害我地方干部和群众,我出于激愤,写了一篇揭露顽固分子暴行的报道,登在《前线》杂志上。

此时日军已在信阳周围和铁路、公路沿线设立了许多据点,不断地对我活动地区进行扫荡和清乡。我们处在敌伪顽夹击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面积极打击日寇、汉奸和顽固派的进攻,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对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第一,发展和巩固各地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建立乡村党的支部;第二,在我基本区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县、区乡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第三,发展扩大各地武装,做到县有大队,区有中队,乡有分队,大量建立民兵组织;第四,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各种群众团体,维护群众利益,保护群众安全,广泛动员各界群众参军、参战,进行各项抗日支前活动;第五,发展经济保障部队供给。开始是捉汉奸罚款,没收汉奸财产,但这种办法,不能长期采用,后来又靠募捐、摊派,但不是长久之计。自一九四○年以后实行减租减息,领导群众生产,政府收取公粮;同时,保护和发展工商业,实行收税,这样,军政供给就有了合理可靠的保证。此外,还兴办了各类小手工业工厂和作坊,力争做到军民的一般日用生活基本自给。经过大量艰苦、深入细致的工作,我们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一起战斗,一起生活,克服各种困难,使得根据地的建设日益加强。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粉碎顽固派的进攻和日寇清乡扫荡。如一九四○年秋,鸡公新店的日军要向信应地委机关常驻的明家老湾、台子畈、大王冲等地,即当时被称作“基本区”的地方,搞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地委获得情报后,立即作了布置,各区、乡分别建立反扫荡临时机构,动员民众把粮食和衣物藏匿于山中,实行“空室清野”,地方武装和农救会连夜把所有通向根据地中心的道路掘称一道道鸿沟,形成一场轰轰烈烈地反扫荡运动,迫使敌人行动归于失败。如果不是亲临其境,根本无法想象人民战争有如此大的威力。

除了大力加强根据地的建设以外,我们还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对伪军、伪政权的打击、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对于伪军政人员,凡是死心塌地的为日本服务,甘愿充当汉奸者,我们坚决予以消灭。积极争取那些有爱心、不与我们为敌,当时被称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为我们服务,因此那是信应公路和铁路沿线的伪政权中都有我们的耳目,有的同志形容这是“白皮红心”,它表面上是日本人的组织,而实际上是为我们工作。鸡公山上是日伪特别区,有个出名的医生,是南方人,经常下山为我们看病,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总之,要尽量地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日寇。这样做以后,敌人就象瞎子一样。我们设在距离日军据点仅一山之隔的医院、机关从未发生不测;我们的干部在敌人的据点和集镇里边可以出入活动;那些坚持与人民为敌、毫不悔改的汉奸、特务,我们可以随时搞掉他,使他没有立足之地。这项工作做到极其出色,当时由张裕生带领的手枪队,都是由当地人组成的,对于汉奸特务的行迹了如指掌,不到半年时间,凡是反对我们的汉奸维持会长几乎都被打光了。其中比较出名的汉奸,如谭家河的高鹏飞、西双河的董莪青等都被处决。手枪队那些人神出鬼没,本领大得很,是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造就出来的那样一批英雄。

再一项工作,是对国民党部队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对他们当中坚决抗战、同我们友好的部队,我们就帮助他,相互密切协作,共同打击日寇;对他们当中持中立态度的部队,我们就和他友好相处,并随机做好争取工作;对他们当中消极抗战、坚决反共的部队,我们坚决予以回击。

为做好我党的统战工作和对敌伪工作,地委和注意培养和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如信南县的领导成员周映渠、蔡韬庵、颜醒民等,都是本地人,可以通过多渠道沟通与各界人士的关系及伪组织内部的联系。尤其是把那些在地方上小有名气的人物,选如乡保政权或参议会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明家老湾有一个地主兼商人叫明耀宇,喜欢交朋友,热心为共产党办事,他把家中最好的楼房腾出来给我们当办公室,他还联络本地和外地商人在信阳、武汉等地为我们购买药品和油印机、手电池之类的紧缺物资。我们在信南进行减租减息,没有遇到多大阻力,与这里的统战工作有直接关系。

经过党和军队及人民的艰苦奋斗,使我们得以在信阳南部的这一块根据地,它东边是挨着平汉铁路沿线残暴的日寇,在信应公路西边是国民党顽固派,四周有敌伪顽的包围渗透,就是在这一点点的地方,在这一条带形的敌伪夹缝当中,我们坚持了七年时间,一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当时如果没有坚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和钢铁般的人民军队,以及党的群众工作、对敌伪工作、对友军的统战工作,是不可能坚持得住的,是根本无法生存的,我们依靠这一小块根据地,不断地输送兵员到主力,输送干部到边区各条战线,主力部队在频繁的战斗中到达这里可以安全通过,安全修整。这里还是豫鄂边界两省战斗前进的桥头堡,是边区联系中原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有力纽带。

                

                 (三)

一九四○年底,我参加了豫鄂边区军政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即边区行政公署的前身),由许子威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到职不久,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时豫鄂边区也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对皖南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边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决定,要我再回信南,率领部队向国民党后方反击。因为在“竹沟惨案”前,我们在豫南各地,特别是桐柏山各县都有党的组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制造了“竹沟惨案”以后,党的组织几乎全被破坏摧毁了,我们这次出击的任务就是到国民党后方去,恢复和联系被他们破坏、打散了的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

我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又回到信南后,和刘子厚同志具体研究了我们进入国民党后方行动的方案,确定由我和胡仁同志率领信应游击总队比较精悍的五个连向北边出击。当时考虑如果从信南以西出击,那里国民党顽固势力比较集中。所以最后商定从平汉铁路以东的信罗边地区越过信潢公路,向淮河以南地区出击。我们进入这个地区后,看到由于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土顽的统治和盘剥,这里的不少村庄都已被烧掉,到处是一片荒凉景象。当时这一地区还没有我们党的力量和工作。我们立即展开对顽固势力武装的进攻,首先消灭了顾店地区顽区政府,活捉了区长张某,俘虏顽区武装近百人,接着又展开对淮南地区顽联保武装的打击,其中有的被我们消灭,有的向我们投降,大部分逃到淮河以北去了。那个顽区长张某,被带回信南,刘子厚同志亲自对他进行了争取工作之后,又把他放回去了。这些行动和工作为我们后来开辟淮南,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以后在这个地区建立了淮南县委和县政府。

我们到淮南以后,在淮北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工作的中共汝南地委书记王景瑞,从淮北赶来跟我们接头,他建议我们越过淮河进入汝南、正阳地区,把那里几股坚决反共的土顽消灭掉,我们考虑那一带是平原,除土顽以外,还有国民党的一个纵队,渡河去淮北,困难很多,不利于作战。我们决定向西行动,从日寇在平汉铁路线上最北边的一个据点,即长台关以北渡过淮河,越过平汉线,进入信北地区。到了信北,原想在晚上奔袭到古城,消灭马咸扬的县政府,但他闻讯早已逃走。

接着我们又从古城进入信阳、桐柏、确山交界的山区开展活动。当时在几个县都驻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他们得到消息以后,就从几个方面向我们合围。而我们这个即不大、又不小,几百人的武装部队,又远离根据地,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不容易站住脚,无法打开局面,我们很快撤出了扯个地区,后来就改变了活动方式,派出小股便衣武装,配备干部,秘密隐蔽地进行活动。

我们撤出桐柏山区开始回走,从桐柏、信阳交界处,进入到信阳的西北部和信南公路以南睡仙桥一带活动,这块地区当时是顽固势力控制着的,在这里我们消灭了两个顽乡政府和几十人的顽乡政府武装,我们将两个乡长俘虏,向他们提出只要他们答应不反对共产党,对我们来到这里的干部予以保护、不加伤害的条件,我们就可以释放他们,把枪还给他们,让他们继续在原地担任原来的职务。当然他们这时已经成了俘虏,于是就很感激地接受了这个条件。以后我们派出干部开展了这一带的工作。

我带领部队结束这次行动回到信南和刘子厚同志汇合,大概是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间,不久,边区党委决定我到鄂中地委任地委书记,我就到鄂中去了。

一九四二年秋,由于情况的变化和领导干部的调整,刘子厚同志已调边区行政公署任副主席。党组织决定撤销信应地委,改设信阳中心县委,由段远钟任中心县委书记,划归鄂中地委领导。因此我又有机会有时到信应来,每一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亲切,我对这里的人民,甚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

这个以四望山为中心的豫南信应抗日根据地,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而且在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驻在确山竹沟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进入豫鄂边区敌后的一条主要通道;它是鄂豫边区军民抵御日寇的进犯,抵御国民党的进犯,几次出兵进入中原的前进基地;它是活动在中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象王树声的嵩岳军区的部队、王震的三五九旅,以及豫鄂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等几个主力部队在抗战胜利以后会师的的场所,我们在这个地区组建中原野战军和中原军区,并依托这个地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犯给予了有力地打击。解放战争时期,中原部队突围,李先念同志所率领的北路部队向陕南突围,都是通过这个地区,粉碎敌人的封锁和包围,比较顺利地突围到了外线。这里的人民群众想革命战争岁月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相革命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数千计的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职。他们在自身生活条件还是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仍然节衣缩食,为部队出钱出粮,全力支援战争。每当我想起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总是感到倍受鼓舞。我们要永远牢记;创业为之艰难,胜利来之不易,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文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