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论文
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问题
添加时间:2013年09月09日 浏览量: 【字体:
欧阳淞
2013053016:41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加强理论借鉴,对于深化党史研究、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至关重要。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应在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着眼党史研究的史学定位,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着眼党史研究的理论拓展,合理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着眼党史研究的丰富内涵,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推进理论借鉴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树立科学理念,注重理论鉴别,加强组织引导,切实增强实效。

20107月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精辟阐释了在党史研究中加强理论借鉴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党史研究的水平指明了方向。所谓加强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主要是指在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个根本前提下,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思辨的眼光,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宝库中,采纳和吸收一切有利于深化党史研究的思想、方法和手段,从而进一步丰富党史学的理论宝库,提高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应当重视解决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问题。

一、充分认识加强理论借鉴的重要性

党史研究为党史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根本的学术支撑,是党史工作的重要基础,是第一位重要的工作。多年来,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不懈探索和积极努力,党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在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化、进一步提高的问题。加强理论借鉴,对于进一步增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理论借鉴是深化党史研究的迫切要求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通过加强理论和方法借鉴促进党史研究深化,不仅符合现代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更是党史研究不断提高水平的迫切需要。

第一,从现代学术发展的历程看,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激荡和彼此融合是现代科学成长之道。科学作为人类准确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知识体系,无不以继承以往的科学成果为基础,在海纳百川、传承创新中实现自己的进步。近代以来,科学发展迅速,逐渐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门类,各学科不仅有明确的专业分工,而且有许多可以共同遵循的规律,有日益密切的交流对话。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对党的历史进行全面研究、总体观察的科学,具有内涵丰富、外延广博、涉及学科知识面广等鲜明特点。只有借鉴吸收相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全面系统、完整深刻地认识和反映党的历史。

第二,从党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看,单一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难以充分揭示其内在联系和深远意义。党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随着党领导人民执掌全国政权的时间越来越长,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党史研究面临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横向来看,党史研究要全面考察党领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祖国统一等各个领域的历史活动,科学总结党治国理政管党的经验教训,深刻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纵向来看,党史研究要系统把握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历史进程,深入探讨党的自身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党史研究既是一门具有高度理论性的科学,又是一门具有广泛博洽性的科学,它要前进要发展,就必须摆脱封闭状态,与相关学科展开有广度有深度的交流,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就必须借鉴和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叙事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做到既考察细致、表现灵活,又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既清楚地回答“怎么样”的问题,对研究对象作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历史考察,又深刻地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对研究对象作出正确的、本质的说明和解析。

第三,从党史研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看,着力解决学术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内容狭窄、研究方法单一等制约研究深化的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理论借鉴。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党史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准确叙述历史的演变,而且更要科学阐释历史为什么会这么演变,从理论高度总结经验、揭示规律,以述往知来、资政育人。党史研究的这种使命,要求党史研究人员要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和多种多样的方法作支撑。但同其他一些学科相比,党史学从产生到成型的时间相对较短,学术积淀相对较少,因而学术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遵循科学成长的海纳百川之道,从其他相关学科中借鉴理论和方法,就成为党史学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成长进步途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堆积史料、罗列档案、引述文献的层次上,应当有相应的思想之“核”和理论之“魂”。因为,没有扎实史料打基础的党史研究没有“根”,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的党史研究没有“魂”,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理论借鉴,我们才有可能改变将各种材料和观点简单组合的倾向,以更大的努力探究出历史发展的“核”或“魂”来,真正做到高屋建瓴、见微知著,这样的党史研究成果才能让人感到有新意、受启发,才能真正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

(二)加强理论借鉴是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保障

党史工作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说,依赖于党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党史研究要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就需要加强理论借鉴,从而促进整个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的提高。

第一,提高把握大局的能力需要加强理论借鉴。党史工作要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要从国际大背景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形势任务出发,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谋划党史研究,做到课题从社会实践中来、成果回到社会中去,使党史研究进一步同发展着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更加自觉地关注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这就需要及时掌握和准确认识国内外有关经济社会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学习掌握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甚至部分自然科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提高党史研究者多层次、多角度认识大局、了解大局的能力,从而以新的视角、新的分析框架去研究大局对党的历史之所需,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主动参与大局、有效服务大局,确保党史工作同事业发展和时代进步同步伐。

第二,提高党史资政水平需要加强理论借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党史资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形势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资政工作以外,围绕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迫切需要开展相关资政专题研究,需要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提供来自党的历史的借鉴和启示。因此,要提高党史资政工作水平和成效,充分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提高党史育人水平需要加强理论借鉴。新形势下,党史育人工作要积极关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回应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也迫切需要加强对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只有将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才能从多种角度说明和回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成功的原因,说明和解释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好地用党的历史鼓舞人、教育人、激励人、警示人。党史育人工作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还负有正本清源的重要责任。应对国内外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共党史的歪曲和污蔑,同样需要加强理论借鉴。因为,这些人的成果有很多运用了某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有他们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的。如果对此不甚了解,那么,我们的反驳就有可能是不甚得法甚至苍白无力的。

二、准确把握理论借鉴的主要内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强理论借鉴,就是要从相关学科中借鉴吸收对深化党史研究有价值、有帮助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不断提高党史研究的质量和效率。其中心环节,就是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党史研究的前提下,科学界定、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需要借鉴的来自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党史研究理论方法的丰富再助一臂之力。

(一)着眼党史研究的史学定位,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

党史研究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的一门学问,这是它的基本定位。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党史研究首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

第一,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贯通古今的历史思维,总结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基本经验。中国史学强调“通”。《礼记?经解》就有“疏通知远”的基本认识,其中包含了运用历史知识观察历史动向和依据历史知识提出对未来看法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司马迁著《史记》,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认识体现在史学实践上,就是纪传体通史的撰述。《史记》把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时期2400余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把握,从历史的变化中考察社会演进和发展规律,总结出“承敝通变”和“见盛观衰”两种变化法则,并将著述目光投射到中国甚至中国以外的中亚、西亚古国,投射到历史和社会的每一个侧面,从而成为一部记述数千年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风俗的气势恢弘的全史,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认识历史的视野。司马迁之后,“通古今之变”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诞生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等一大批里程碑式的通史著述,以至于后人将“通史家风”视为中国史学的最大传统。

作为属于历史学范畴的党史研究,自然也是一门“贯通古今”的学问。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中国社会运动的“完成时”和“正在进行时”,自然是整个中国通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90余年的历史,本身也是一部通史。党的历史已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三个大的历史时期。研究者在对这三个时期进行研究时,具备通史眼光和把握历史全局的能力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有些重大历史问题或历史事件,仅从一个片段或段落还不足以看清楚它的发展脉络,只有把若干片段或段落联系起来,瞻前顾后、放宽视野,方能看清楚其来龙去脉。用深邃的通史眼光深化党史研究,就要打通各个历史时期的界限,把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历史放在整个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把整个党的历史放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范畴内进行考察。例如,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第二,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追求真实、经世致用精神,发挥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国史学有着追求真理、撰写信史、不空言义理的良好传统。古代史家历来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以直书为荣,以曲笔为耻,为直书不避强权、不畏风险,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表现出高尚的气节,受到后人的高度赞誉。春秋时期晋国太史董狐“书法不隐”,就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同时,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目的,大多绝不仅仅是回顾过去,而是要在此基础上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即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古代史家向来对国家治乱兴衰给以极大关注,表现出较为饱满的政治情怀和较为深沉的忧患意识,也就是说,“资治通鉴”是他们治史的主要目的,经世致用是他们治史的基本出发点和理想归宿。孟子论及孔子作《春秋》时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认为:“《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这说明,孔子作《春秋》,其中微言大义,是有把史学自觉用于改造社会的目的的。这种目的,就是经世致用,也就是为现实服务,包括以理想来批判现实。正因为如此,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经世致用的传统,使得史学在中国历朝历代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中国史学数千年来形成的追求真实和经世致用的宝贵精神,对于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一方面,党史研究要继承和发扬追求真实的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运用党的历史,全面反映和准确记载党的历史,深刻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充分肯定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科学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党史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另一方面,党史研究要继承和发扬经世致用传统,坚持党性原则与科学精神的统一,找准党史工作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结合点,进一步发挥党史工作对理论创新的推动作用、对党和国家决策的资政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三,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多样化的著述体裁体例,记述编撰党的历史。我国史籍浩如烟海,体裁体例多种多样,显示出中国传统史学鲜明的民族特色。史学著述从最初的简单记言记事,到后来的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以及近代章节体等,再算上各种变体,估计不下20余种。我国古代史家在历史编纂领域能够取得令世人赞叹的成就,与他们在历史和史学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对史书的表现形式一直保持着自觉的批评意识和创新意识,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是分不开的。通过对各种体裁体例的起源与演变、优劣与长短,以及体裁体例与史书内容编纂关系等问题的考察,史家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不断发展,由此创造出多姿多彩的史书体裁。这些体裁经过相互补充而日益完善,至今仍显示着很强的生命力。

史书体裁体例不单纯是编纂技艺问题,更是史家主体意识如何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的问题。为了全面准确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党史研究在著述体裁体例上应当多样化。为了全面系统地记述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党史著述要重视以时间顺序为中心的通史体裁和编年史体裁;为了生动具体地记述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年谱等体裁必不可少;为了细致翔实地记述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专题研究等体裁就比较恰当。此外,还有专门史、大事记、画传、通俗读物等形式,丰富多样,不一而足。只有注重多样化的著述体裁体例,使其相互补充、扬长避短,党史研究成果才能全面客观地呈现历史原貌,才能更好地走进社会,走进读者心中。

第四,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料搜集、整理、考证、利用的理论和方法,夯实党史研究的资料基础。中国传统史学是在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考证、利用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家就已经认识到文献史料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方面的重要作用。孔子著《春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矣;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矣。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此后,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成为历代史家的共识。随着中国史学的不断发展,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考据学、辨伪学、辑佚学、史源学等关于史料研究的学问应运而生,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史料搜集、整理、考证、利用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史学也因为有了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支撑而更为突出地显示出客观性、真实性、可信性,在世界史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大量档案文献和其他多种多样的历史资料。随着党的事业的不断发展,新的史料还将不断产生。搜集资料、考证文献、整理档案,成为深化党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党史研究者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料搜集、整理、考证、利用的理论和方法,根据学科自身特点,以新的眼光和视角,创新党史资料征编手段、方式、载体,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加大征编力度,扩大选材范围。要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基础上,以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编选、分析、考证和利用,以更加丰富的史料为深化党史研究提供殷实的“家底”。

第五,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以“史家四长”为代表的史家修养理论,提高党史研究者的专业素养。中国历代史家都把修史视为一项神圣事业,十分重视自身修养问题。古代对史家修养的评论,大多从史事、文采、见识三个方面展开。唐代史家刘知几将史家修养概括为才、学、识“三长”。史才是叙述史事的综合能力,史学是搜集史料、考证史料的能力,史识是评判史事的能力。清代史家章学诚进一步提出了“史德”这一范畴。梁启超将德、才、学、识并称为“四长”,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史家四长”论。这一理论体现了中国史家对自身素养的严格要求和对史学工作的自我认知,对促进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如今,虽时过境迁,但“史家四长”的优良传统对于提高党史研究者的素养,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把党史研究视为一项崇高事业,是第一位的要求。这是新时代对“史德”提出的新要求。同样,时代的发展也要求党史研究工作者适应多学科交汇发展条件下的历史叙事需要,提高“史才”;适应史料多元化的需要,提高“史学”;适应科学分析和评价历史的需要,提高“史识”。在继承中创新,努力提高党史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深化党史研究就有了重要前提和人才保障。

(二)着眼党史研究的理论拓展,合理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

党史研究要在描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基础上,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承担着政治和学术双重使命。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我们研究党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准确的叙述和解释,并用它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党。”如何使党史研究既能站稳政治立场,又能符合科学逻辑,很是考验研究者的功底。为了提升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增强党史研究叙述和解释的能力,更好地实现资政育人的根本任务,我们还需要合理借鉴对世界史学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西方史学的有益理论和方法。

西方史学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大的历史性转折和嬗变,先后出现了古希腊罗马史学、中世纪史学、近现代史学和当代史学。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激荡,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呈日新月异之势,西方史学的当代流变直接影响到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在交流交融过程中,西方史学的许多合理成分已吸收到中国史学的理论宝库之中。应当看到,同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历史相比,任何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功用都是有限的。每一种史学理论和方法都只能从各自的角度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某个方面。即便是运用某种理论和方法对全部历史进行研究,所作出的解释也很难保证是完全准确的。要想接近对历史真实的认识,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从多种角度研究历史十分必要。因此,要深化党史研究,就要继续合理吸收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精华。

第一,合理借鉴西方史学推进学科体系化、科学化的理论和方法。西方史学有着浓厚的理论思辨色彩。古希腊史学家记录历史的时间比一些东方文明古国要晚,但他们确立了一种理性批判精神,也可以说是求真探索精神。英国史学家伯里说过:“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句话说,他们首创了史学。”在古希腊语里,“历史”一词的含义就是通过拷问、探究所获得的真知。这种求真探索精神,不仅为古罗马及后世历史学家所继承,而且也为西方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方史学的求真探索精神,突出体现在对历史哲学的高度关注和对历史学科体系化科学化的孜孜以求。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发展出多种多样的理论框架和分析体系,先是以探究和解释历史的演变为主流,形成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后来又以研究历史学的功用和性质为主流,形成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飞跃前进,历史学在欧洲得到空前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完备科学形态的独立学科,流派纷呈,蔚为壮观。19世纪也因此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20世纪兴起的西方新史学,更是从新的角度完善历史学科理论体系。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对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展开批判评析,提出建立总体史,将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纳入史学研究范围,倡导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这些思想和实践使得史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推动历史学学科体系获得很大发展。

虽然西方史学流派纷繁复杂,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努力探索和建立某种理论框架或体系以对历史现象和历史科学作出自己的解释。它们这种一贯的追求及做法、经验,可以为我们构建起完整的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提供借鉴。作为一门科学,中共党史学同其他不少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从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来看,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我们要合理借鉴西方史学学科体系化的理论和方法,树立高度的学科体系意识,借鉴吸收古今中外有益经验,科学界定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发展趋势和学术批评,廓清党史学与历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逐步形成中共党史学自己的相对成熟的学术理念、研究范式和学科体系。

第二,合理借鉴西方史学关注现实、关注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西方史学家大都具有很强的服务现实的意识,高度重视当代问题的研究。古希腊历史学家热衷于记录和保存人类功业,蕴含着为现实服务的愿望。古罗马史学家开创了写当代史的先例,强调“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堙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古希腊罗马的史学作品几乎都带有关注现实、垂训后世的色彩。这种精神一直为大多数西方史学家所秉承。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甚至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西方史学对问题的探究意识一直十分浓烈。年鉴学派吸收近代史学发展成果,提出了“问题史学”这一概念。尽管学术界对“问题史学”的认识并不一致,但它将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研究的起点和着眼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等观点,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当前,党史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恰恰在于缺乏问题意识。大量的党史研究成果中,叙述史实多,研究和回答问题少;历史描述和资料堆积多,理论剖析少。问题意识淡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成为深化党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强调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就是要改变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淡薄的现状。党史研究既要密切关注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更要充分注意宏观层面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既要关注已经成为历史的问题,更要关注已经发生并且仍在发展着的问题。要紧紧围绕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确定研究对象,恰当设问,积极求证,多出在政治上资政价值大、在社会上影响力强、在学术上思想水平高的精品,由此促进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使党史研究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第三,合理借鉴西方史学拓展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探索和拓展,贯穿于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古希腊史学着重于政治史和战争史,古罗马史学侧重于撰写通史和人物传记,中世纪史学则把神的意志指导下的世界史纳入著述范围。文艺复兴之后,国别史、文化史、风俗史开始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到20世纪,新史学强调要把历史研究扩展到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扩展到人类生活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下,从普通民众的视角观察和研究历史的风气日益浓厚,形成了“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这就进一步疏离了传统史学只关注精英人物和政治、军事历史的传统,即“自上而下看的历史学”。历史研究的范围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

研究领域的拓展,必然伴随着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西方史学尤其注重从社会生活各领域、从其他各学科中寻找新的史学增长点和兴奋点,注重及时地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史学研究,在长期探索中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多元研究视角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既有杰出人物的研究,又有底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研究;既有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的研究,又有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村落史的研究;既有从文献梳理角度进行的研究,又有从计量分析、系统分析、口述历史角度进行的研究;既有单一型研究,又有比较史学等复合型研究;既有制度史学研究,又有心理史学研究;等等。

面对学科发展和学术争鸣的活跃氛围,党史研究要积极合理地借鉴吸收西方史学拓展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的理论和方法,开拓新问题的研究,深化老问题的研究。全面的、多维的、开放的研究视角将为党史研究提出新的课题,从而大大丰富和加深人们对党的历史各个时期、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认识,使过去在党史研究中受到冷落的史料变得“抢手”起来,使过去不被重视的人物、事件变得鲜亮起来,老问题、旧课题也会因更换新视角而获得新的更为深入的思考。

(三)着眼党史研究的丰富内涵,广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相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随着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党史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这既是党史研究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动因所在,又是党史研究不断创新的基础。党史研究要跟上事业发展进步的步伐,就必须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近百年来,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不断交替和创新,为深化学术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同时,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方兴未艾,很多研究方法已不再为某一学科所独有,而是成为通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党史研究要加强理论借鉴,就要将这些框架、工具和研究方法合理地收为己用、为我所用。当然,不同研究领域所需借鉴的学科是有区别的,有些研究也会同时借鉴多种学科。这里,仅就党史研究中最需借鉴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作一探讨。

第一,借鉴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政治学是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发展等领域现象和规律的科学。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因此,党史研究是一门有着鲜明政治学性质和特征的历史学科,需要借鉴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政治性、党性问题。为了深入分析问题起见,除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外,党史研究还要借鉴政治学其他学科中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越来越凸显制度的重要性,借鉴政治学中的制度分析方法就适应研究这个问题的需要。近些年来,一些政治学研究工作者正是打破专业界域,投身到党史研究中来,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党史研究者也应当广泛借鉴政治学理论,推进党史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化。

第二,借鉴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经济资源配置以及国家之间、国民之间财富分配规律的科学;管理学是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系统研究组织内部管理和协调活动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借鉴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党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任重道远,社会经济运行在技术上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党史研究越来越需要加强和深化党领导经济建设历史的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和启示,这就有必要借助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历史,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组织内部管理和建设的历史,有必要借鉴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样可以有效地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更好地总结和把握党的建设的规律。

第三,借鉴社会学及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学重视社会各个层面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以社会发展和变迁为主要脉络研究人类社会,这对于研究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历程和经验有借鉴意义。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相类似,对于研究党对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领导和管理有借鉴意义。将社会学及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就是在当前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先例。这种研究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和整体史观,通过对一定区域的田野调查,在完整记录的“民族志”写作基础上再现历史图景、透视历史命题。这恰恰是党史研究中十分欠缺的。目前在党史研究中,对党和国家层面的活动研究较多,对社会活动和状况的研究则明显薄弱。对如何部署、如何要求,即“怎么说”记载和研究得较多,而对如何落实、如何推进,即“怎么做”记载和研究得不够。其实,党的历史并非只是党和国家决策酝酿、制定的简单过程,也不只是会议、文件、数字、领导人的思想和活动的再现,实际的推进、社会的反映、群体的影响等同样是重要内容。只有广泛借鉴社会学及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研究才能真正纳入党史研究的视野中。只有从党、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展现党的历史的全貌。

第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除了上述学科之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值得借鉴的。比如文化学注重研究文化现象、体系和规律,对于研究党领导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有借鉴意义,对于研究党的理论探索史也大有裨益。再如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和解释历史现象的方法,采纳的论据范围比传统史学更为宽泛,能够更全面更立体地观察历史,因而对党史研究也有借鉴意义。心理学与社会学相结合而成的社会心理学,文化学与心理学相结合而成的文化心理学,以及研究人们的主观意识在社会变迁历史过程中作用的心理史学或心态史学等,都是值得在深化党史研究中予以关注的。

第五,借鉴相关自然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现象和规律的学问,对于党史研究也有借鉴意义。一方面,随着党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逐渐丰富,生态文明建设史研究成为党史研究新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借鉴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党史研究要采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就必须借鉴数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在研究经济史和党的建设史方面尤为重要。经济要素都是可以计量的,并经常表现为连续的量。要深入揭示经济问题中的因果联系,总结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借助于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党的组织结构、组织效能和党员队伍的变化,是党的建设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要深入揭示党的建设规律,就需要有大量的实证数据资料作支撑。而要分析这些数据资料,数学和统计学等理论和方法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

三、努力探索理论借鉴的途径和方法

加强理论借鉴是一项长期任务,更是一项系统工程。总的来说,加强理论借鉴,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根据党史学科发展和党史研究的实际需要,不断探索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途径和新方法,不求时髦,但求实效,多管齐下,逐步推进。

(一)树立科学理念

在党史研究中加强理论借鉴,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观念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理论借鉴才有思想基础,实践也会更加自觉。当然,解决思想观念问题首要的是要提高对加强理论借鉴重要意义的认识,这在本文开始时已作了探讨。这里,再就几个具体问题谈点看法。

第一,要有理论的定力。党史学是一门政治性、党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始终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定力。在理论指导与理论借鉴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其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是第二位的。不能因为需要借鉴的理论流派异彩纷呈、多元多样,就看花了眼,甚至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也不能因为理论借鉴在一定意义上打开了研究的新局面,就趋之若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党史研究的理论主心骨。

第二,要有开放的心态。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党史研究者在日新月异的学术思潮面前要有紧迫感、危机感,充分意识到本学科的相对封闭状态,养成开放的学术心态,树立宽容的学术意识。要虚心向其他学科学习,努力营造一种鼓励融合创新的学术氛围,自觉借鉴一切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破解党史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创新党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将党史研究推向新的水平和境界。

第三,要有开阔的眼界。要更好地进行理论借鉴,党史研究者不仅心态要开放,眼界也一定要开阔。这不仅是指对党史本身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更重要的是要借鉴古今中外有关拓展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的理论和方法,把党的历史放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宏观框架内、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之中、放在世界历史特别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也就是说,既要立足党史看党史,又要跳出党史看党史。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跳出来,才能对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考察,才能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更透彻更科学的分析,才能“一览众山小”,以更客观的态度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增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指导性。

第四,要有自觉的意识。尽管党史学界已经意识到加强理论借鉴对深化党史研究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越来越多的党史研究者也认为加强理论借鉴是深化党史研究的突破口,但理论借鉴的总体实践进展仍不容乐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些党史研究者缺乏在研究实践中进行理论借鉴的自觉意识。党史研究者要主动将理论借鉴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工作之中,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厘清党史研究同理论借鉴之间的关系,探索理论借鉴的具体途径,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理论借鉴的经验。如此身体力行、日积月累,必然大有收获。

(二)拓宽借鉴手段

拓宽理论借鉴的手段,是党史研究中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从目前的实际状况看,拓宽借鉴手段要注重针对性和可行性,要从优化党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入手,从研究问题出发加强理论借鉴,在实践中提高驾驭理论借鉴的能力。

第一,通过优化知识结构加强理论借鉴,在博学基础上采众家所长。从党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看,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有人系统地接受过多种学科的专业训练和理论教育,因而多数人借鉴新理论新方法的情况是不尽如人意的。改革开放以来,介绍党史研究新理论新方法的文章不断涌现,但在实际工作中自觉运用、成功运用的却不多。究其原因,一些党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够全面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优化知识结构成为加强理论借鉴的必要前提。一些研究者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不需要也不能再学习新知识了,这其实是一种误区。常言道,“活到老,学到老”,优化知识结构虽然对党史研究者提出了挑战,但也为研究者借鉴新理论新方法深化党史研究提供了机遇。党史研究者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广泛涉猎并深入钻研相关学科的专业著作和研究成果,以弥补自己知识结构的不足。

第二,通过学术创新加强理论借鉴,在“拿来”基础上综合创新。理论借鉴的目的是为了学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研究深化,就没有学术发展。研究者在学术实践中,要深入思考所研究的问题需要借鉴什么理论和方法?如何运用新方法、补充新材料、进行新概括、作出新分析、提出新见解、得出新结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借鉴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在与中国近现代其他史学理论交流、互补甚至是争论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形成的。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地位,也是在原本具有雄厚的中国传统史学或西方史学功底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并对其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进行根本改造后奠定的。今天,党史研究者尤其需要在加强借鉴中锐意创新,在加强借鉴中深化研究。

第三,通过实际运用加强理论借鉴,在实践基础上“驾驭借鉴”。毛泽东同志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加强理论借鉴,逐步提升借鉴水平,必须将理论借鉴应用于研究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需要借鉴的理论,进而将其与研究的问题相结合,最终将所借鉴的理论融会贯通为党史研究新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密切关注并充分吸收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借鉴吸收这些成果所体现出来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激活党史研究中与之相关联的学术生长点。理论借鉴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要认真总结理论借鉴的心得体会,务实归纳运用理论借鉴的经验教训,为更好地扩展理论借鉴提供启示。如此往复,研究者的理论借鉴水平就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党史研究的水平也就会随之不断提高。

(三)注重理论鉴别

加强理论借鉴,并不是主次颠倒、生搬硬套,更不能良莠不分、全盘接受。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优与劣,甄别真与伪,要做到学习借鉴但不为其左右,使理论借鉴更好地服务于党史研究的深化和党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第一,分清先进与落后。随着理论借鉴的大门敞开,先进的理论和落后的理论会一起涌入。这就要求党史研究者保持清醒头脑,借鉴那些先进的、符合科学精神的理论,抵制并批判那些落后的、意识形态取向错误的理论。同一种理论也可能存在两个方面,也需要择其先进者而从之,摒其落后者而弃之。甄别的核心标准,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另一方面是党和人民的实践需要。

第二,甄别是否切实可用。当前学术界学科交叉日趋紧密,学术流派也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理论借鉴时,要甄别将要借鉴的理论是否同党史研究真正相关,是否真能被用于分析党史问题。只有加强甄别工作,才能避免理论借鉴出现“形似而神不似”的尴尬。近年来,随着党史学界的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吸纳进来。但是,对于其他学科某些新颖的概念、原理和分析框架的盲目追求乃至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运用,又使得一些研究成果陷入“理论泛滥”的误区。仿佛只要能照抄照搬几个洋概念、洋框架,就是创新。这样的运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借鉴,反而会损伤党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应当引起研究者的足够警觉。

第三,服务于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各学科最为显著的方法论的集合,它构成了各自学科的核心知识,是本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又是研究者开展各自领域研究的基础。与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科相比,党史研究要形成一套成熟的、完整的、富有学科特色的学术理论体系,尚需时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特别需要进行理论借鉴。要服从服务于党史研究,既要借鉴吸收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还要将这些理论和方法与党史学科的特性相结合,努力实现向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合乎学术逻辑的回归,使借鉴的理论和方法融合到党史学科理论体系之中,为构建党史学科理论体系作出贡献。

(四)加强组织引导

理论借鉴涉及面广,政治性和学术性都很强。党史部门有责任加强对理论借鉴的组织引导,着力搭建信息交流平台,跟踪和掌握国内外学科动态,为理论借鉴工作提供有力指导和有效服务。

第一,树立正确导向,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加强组织引导,一方面要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教育研究者强化党性原则,牢固树立党的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另一方面要本着对学术研究负责的态度,真正抓住学科互涉的机理,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和方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鼓励科学探索,营造健康向上、生动活泼的研究环境,鼓励党史研究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第二,搭建理论借鉴的信息平台,实现成果共享。要在党史刊物、党史网站和图书资料库中充实相关学科的前沿性学术著作和研究资料,刊载有建树的理论借鉴论文,加强学术舆论的引导。要建立理论借鉴成果交流机制,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要加强与党校、干部学院、高等学校、社科院所等研究机构的交流,搭建稳固的学术合作平台,充分借助这些机构对于学术思潮、学术动态敏感且反应和吸收较快的优势,实现协调配合,形成团结协作的工作合力。

第三,积极组织学科间、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及时掌握学科动态。加强理论借鉴必须及时掌握相关学科的国内外学术前沿动态,而掌握学科动态又必须借助学科间、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从学科交流看,党史研究是一门跨领域的学问,与各相关学科有着研究上的交叉。从国际交流看,党史研究又是一门国际化的学问,不仅在我国港澳台地区,而且在日本、韩国以及美国、西欧等国家的学术界,党史研究都堪称显学。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几代学者都将中共党史研究作为自己的核心业务。国际国内各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在中共党史有关研究领域作出了大量富有开拓性的工作。实际上,国内党史学界有相当数量研究成果可与之研讨或争鸣,皆因自身努力不够而未能形成一个更高的现代学术交流平台。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求党史部门积极承担起组织学科间、国际间学术交流的责任,协调各方面资源,为研究者及时掌握最新研究成果及理论和方法提供必要的支持。

(五)切实增强实效

理论借鉴的意义不仅在于借鉴本身,而且还在于取得深化党史研究的实际效果。理论借鉴的内容要精要管用,要使研究者掌握新的研究工具,使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获得实质性发展。

第一,切实提高党史研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要通过理论借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党史研究的领域和方面,提高开展党史研究的能力素质。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党史研究更加紧密围绕大局需要,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挖掘和运用丰厚的党史资源,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探索和回答,为党更好地治国理政和加强自身建设提供更有针对性、更有实效性的服务。

第二,切实增强党史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吸引力。要通过理论借鉴,一方面提升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学术性,使党史研究出一批学术精品,增强研究成果的说服力、解释力,扩大党史研究在学术界的影响;另一方面以坚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出一批“大众化”的普及读物,提升党史研究成果的吸引力、感染力,增强党史著述的可读性,扩大党史成果的读者群,让更多的人看得进去、读得“有味道”,能引起共鸣。

第三,切实提高党史研究者的素质。加强理论借鉴与提高研究者素质是一种互动上升的关系,即通过理论借鉴以提升研究者素质,同时通过提升研究者素质以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理论借鉴。要在进一步弘扬老一辈党史研究者严谨求实、学以致用作风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借鉴强化党史研究者的创新意识,扩展研究者的知识面和研究视野,提高研究者的思维能力,使研究者善于在现实中发现问题。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锻炼出一支更高素质的党史研究队伍,推出一批批更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党史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