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论文
四望山起义与黄麻起义的历史联系
添加时间:2017年11月23日 【字体:

 “纪念黄麻起义90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

 

四望山起义与黄麻起义的历史联系

中共信阳市浉河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廖家宽

 

内容摘要:1927年秋末,在鄂豫边区先后爆发了震憾中外的黄麻起义和四望山起义,这两次起义决不是彼此孤立的事件。笔者试图找出这两次起义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历史的内在联系,力求为鄂豫皖边区党史研究拓展新思路和新视野。

关键词:历史联系

 

19271113晚,在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领导下,黄麻特委和起义行动指挥部领导农民起义军3万人向黄安县城进发。经过紧张战斗,起义军全歼警备队,活捉县长贺守忠等。鄂东革命委员会当即发布文告,宣布起义胜利。此时,中共河南省委、豫南特委正在紧张组织筹划信阳西南部四望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并于11月下旬开始,先后攻克杨家寨,占领冯家庄,攻打彭家湾和信阳北关等,开创了一块以四望山为中心、纵横数百十里的红色根据地,是当时河南省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四望山起义和黄麻起义都处于鄂豫边区,两地相距约150公里,离武汉市都不太远(100200公里之间),这两个起义有着怎样的历史联系呢?党史专家很少有人研究这一问题,笔者从两地起义前、中、后等各时期找出其内在联系。

一、四望山起义的历史经过

四望山位于信阳西南40公里,岗峦起伏,沟壑纵横,林木蔽天,三条入山小路皆为天险隘口,登顶可望河南省信阳、桐柏和湖北省随县、应山四县(市),故得其名。山周约百里,有田1000石,600户人家环绕一座名曰“祖师顶”的山峰下边居住。祖师顶上有一方圆800米的石寨,寨中各户搭有庵棚,以防土匪掳掠。冯家庄劣绅张显卿,人称信阳四大金刚之一,凭借掌握两班团丁的武装,占据山寨,武断乡曲,霸占民妻,任意宰割地方百姓。1927714,黄修允、王承彦、王敬之、杨桂友等数十人结盟,于夜间以巡更为名上寨将张显卿杀死,收缴了部分团丁的枪支。这一自发的暴力行动,遂揭开了四望山农民武装起义的序幕。

张显卿被杀后,消息很快传到冯家庄和杨家寨。张的小舅子陈少谟等一帮土豪劣绅率大队反动红学前往报复,将四望山附近农民肆行屠杀,烧劫一空。黄修允、王承彦等几百户被难农民无家可归,都群集在山上寨中,准备新的斗争,形成了一支与地主豪绅相对抗的农民武装势力。

当时隐居在冯家庄的王伯鲁(信阳县农协负责人),敏锐地观察到这些被难农民在反抗土劣斗争中所蕴积的革命力量,及时上山与之联系。因他们相距不远,同乡关系,伯鲁言辞也很恳切,颇能道及他们的苦楚,故最后他们与王拜把,结成生死兄弟,并云愿受王的指挥,公举他为团总。但因未得上级党组织指示,王伯鲁对如何引导和掌握这支力量,尚无把握。

恰值此时,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王克新巡视豫南,王伯鲁即赴信阳向王克新作了汇报。他们经过详细交谈,认为引导和改造这支农民武装,是我党在信阳农运之一重要工作。遂决定王伯鲁马上进山,以特殊形式掌握领导权;严密组织,更紧密地团结群众;分化敌人,打击元凶;建立和训练农军。这一工作步骤为后来省委确定在四望山举行武装起义,准备了条件。

1927823,王克新将四望山的情况向省委作了书面汇报后,得到省委极大关注。省委即于94(后又于10月、1124连续2)向中央报告说,“信阳四望山农民受土豪陈少谟屠杀,上山者有三、四百人,枪有40多支,我们已派人去组织这一支群众,将为信阳的基本势力”。

925,中共河南省委正式接到中央“八·七”会议通知。省委决定河南全省暴动并明确指示:“信阳以四望山力量为基本势力,以农协旗帜发动斗争,去号召以前加入农协之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10月初旬,中共河南省委派常委、省军委书记胡健赴信阳,向豫南特委传达起义计划并负责发动豫南起义,10717日省委又两次致信豫南特委,指示起义事宜。在此情况下,特委一方面致函省委,建议“先从小的暴动开始,进行到大的斗争意义更为重大”。

根据新的斗争形势需要,中共豫南特委和信阳县委相继派遣龚逸情(原郑州市委书记、省委委员)、曾清澄、朱业炳、刘家艮等7位同志上山,于10月下旬成立了直属豫南特委领导的中共四望山特别支部,龚逸情等为特支负责人。1027日,豫南特委又分工特委委员龚逸情、王伯鲁为特委驻四望山特派员,中共信阳县委除留徐更苏驻机关,原代理县委书记张志刚亦上山协助工作,从而为发动和领导四望山武装起义,提供了组织保证。

经过制定起义计划、集中枪支、建立革命武装以及深入农民群众中宣传政策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我党终于完全掌握了这支“基本势力”,顺利地实施了攻打杨家寨的起义计划。

1927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北风呼啸,雨雪交加。总指挥王伯鲁和张志刚,曾清澄(前队队长)9名共产党员带领四望山农军百数十人,以前、后两个行动队,乘敌不备,一举攻破杨家寨。四望山特支和农军抄没并分配了寨内地主的财产,召集寨内百姓,列数杨六少等土劣的罪状,宣布“田地充公,分给穷人”,声明“只杀劣绅万万,与老百姓无干”,“穷人不打穷人,农人不打农人”,号召“穷人要出头,穷苦的农人都要联合一心”。这一起义的胜利,标志着四望山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信阳的反动势力表示了彻底的决裂和英勇地宣战。

在此同时,中共长台关区委集合十余同志,积极配合四望山起义,于1124突袭彭家湾车站反动民团,夺得长枪十余支,组成另一支农军,由范易、席了如、吕则孔、周世品(即周逊伍)率领奔赴四望山,1129日胜利占领祖师顶寨北20里之婆婆寨。至此,祖师顶与杨家寨、婆婆寨互为犄角,两支农军互相配合,开始形成了四望山红色中心区域。

四望山革命势力的发展壮大,使信阳的反动派极为惶恐。此时,冯玉祥为强化在信阳的统治,大肆扶植地方反动武装,编练民团军。初冬,民团军师长张天祥率领千余人,兵分五路“围剿”四望山,妄图一举扑灭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特支得到情报后,立即采取了积极防御措施,同时中共信阳县委亦集结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党员连夜赶至四望山,协同农军作战。次日上午,农军趁敌立足未稳,一齐发起进攻。乌合的反动民团毫无战斗力,大败而逃。四望山农军取得反敌人首次“围剿”的彻底胜利。

战斗胜利后,农军乘胜出击,不断扩大战果,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向敌人连续发起四次军事进攻。

192712月上旬的一天,王伯鲁、张志刚带领四望山农军经龙门新店直捣信西南重镇冯家庄,曹、陈两大姓十余豪绅地主皆逃之夭夭。19271029日,中共确山县委在刘店举行暴动。经过月余的斗争,11月底农军在王楼遭敌包围。亲临前沿指挥的豫南特委书记王克新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确山农军总指挥马尚德(即杨靖宇)和张家铎等同志身负重伤。部队由李鸣歧、张立山、张耀昶等率领,于12月上旬与四望山农军会合,然后转移到冯家庄。信阳、确山两支农军汇合后,大大加强了四望山的革命武装力量。12月中旬,两支农军由张志刚率领攻打彭家湾,摧毁民团军驻在该地的一个营部,毙敌一名,缴长短枪十余支,不久,又捕获附近芦家畈、董家岗四大劣绅,缴长短枪20余支。1226,两支农军在信阳县委的配合下,发动了信阳北关战斗。由于农军对敌情熟悉、又有城内地下党员的有力配合,一个半小时就结束战斗,活捉敌团长朱理亭,胜利返回冯家庄。

1928115,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易云(即周以栗)到冯家庄,召集信、确等县活动分子大会。会议总结了四望山前段武装斗争的经验,肯定了成绩,同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会议决定:

将四望山地区划为省直属特别工作区,由豫南特委、信阳县委等党团合组,建立临时革命政权——豫南革命委员会(机关设在冯家庄)。信、确两支农军合并为“豫南工农革命军”,以张志刚为总队长,下设四个大队。另成“农民赤卫军”,以各农协农民组织之。赤卫军归农协,但革命委员会也可调动。在革命武装占领区域内,建立农民协会,代行乡村政权。待苏维埃成立后农协即取消。土地分配按劳动力需要而定,待苏维埃成立后再行分配。放手发动群众,鼓励农民自己动手杀土豪劣绅,没收分配其财产。

冯家庄会议的召开,大大加强了豫南工农革命武装的统一和建设,产生了集中领导豫南革命斗争的政权机构,明确地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分配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从此,四望山农民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向全县发展,把武装暴动推向高潮。

于此同时,豫南工农革命军在广大农民的支援、配合下,以破竹之势,又先后占据南王岗、杨柳河、骆驼店、屈山店,龙门新店等信西南大小村镇。

在短短的月余之内,以四望山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区域迅速扩展,纵横百数十里。凡在革命武装占领区域内,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仅董家河一乡即成立了十六个村农民协会),领导农民群众惩治反动的豪绅地主,没收及分配他们的粮食、财物和农具,革命斗争的烈火,在信阳西南部地区到处燃烧,群众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19281月末,豫南革命委员会在冯家庄胜利地召开了信阳第一区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两千余人,代表四望山周围万余农民群众,正式成立了信阳县第一区农民协会。

四望山的农民武装斗争,时刻威胁着豫南反动势力的政治中心——信阳城,吓得统治阶级天天函电向冯玉祥求援。1928年初,国民党正规军方振武部进驻信阳。豪绅地主即用数万元巨款贿赂军长方振武,企图仰仗方之军队,消灭四望山革命势力。

不久,冯玉祥派作战参谋徐先槎及作战指导官三名,携带冯的手令,命令集合全部民团军,即时“围剿”四望山。

192823下午,以民团军旅长熊绘豳为总指挥、徐先槎为高参,率领信阳、罗山反动民团1800余人,在方振武军队的配合下,按照事先向冯玉祥呈报的作战计划,兵分3路,对四望山工农革命军和农民群众实行疯狂“围剿”,北路由长台关到周家湾一带,南路由龙门新店直达四望山,中路(熊绘豳率领)由游河到骆驼店一带。

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加之豫南革命委员会未能及时估计到敌我力量发生的重大变化,做好反围剿的准备,致使反围剿斗争失败。

反围剿斗争失败后,敌人实行了最野蛮的“清乡”政策,特别是那些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倍加凶残。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有的甚至被剖腹挖心,枭首示众。在四望山区域内,十之八九的农户被株连、抄家,许多农军的亲属被逼逃难,不知所终。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全部解体,革命转入低潮。

二、四望山起义与黄麻起义过程中的共性及联系

四望山起义与黄麻起义都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分别由河南省委、湖北省委直接组织领导下,在鄂豫边区举行的武装起义,这两个起义有相对独立性,且起义的组织方式、起义的规模以及后续产生的结果有所不同。但仔细研究,这两次起义有很多共性和相互联系。

一是革命先驱共同播下革命的火种,为举行武装起义打下了思想和群众基础。1919年“五四”运动后,信南地区和黄麻地区都是在恽代英、董必武等革命先驱带领下,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较早的地区。19202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创办“利群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共产党》等书刑,成为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同年初冬,恽代英偕雷跻唐到信阳县南部区域的柳林学校(四望山东20公里处)将“互助社”迁至柳林学校合作办学。雷跻唐留在信阳筹款建校期间,经常与陈仲南等人积极向柳林高等小学师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推翻封建制度、打倒旧礼教、破除迷信、提倡男女平等等革命思想。在他们的宣传和引导下,许多学生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纷纷加入“互助社”,经常利用午休时间或假日上街或深入农户宣传演讲。互助社在信阳的发展及活动仅有一年多时间,但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深远。它使这里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为后来信阳南部中共地方组织的建立并成为信阳革命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骨干力量。

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的董必武、张国恩等,用报刊和书信,将五四运动的意义、目的不断告知鄂东北区域的知识界,使当地新文化运动注入新的内容。经过董必武等人的启迪,一批批进步学生纷纷去武汉、北京等地寻求新的革命知识,然后将新文化、新思想传播到自己的家乡。19203月,董必武回到武汉与张国恩等在武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以此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鄂东的黄安、麻城、黄陂、黄冈、罗田等县到武汉中学就读的学生众多,他们中的一些进步学生开始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形成一批骨干。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董必武还于1922年至1923年,先后三次回黄安,亲临乡间宣传宣讲革命道理。经董必武倡导,黄安青年协会创办《黄安青年》,黄安县城知识界创办发行《黄安通俗旬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文化科学知识。在董必武的指导下,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立革命团体“启人社”,组织暑假宣传团赴黄安、麻城等地宣传,在广大农村产生很大影响。

二是四望山起义和黄麻起义都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的共同行动。19277月,当北伐军在中原取得胜利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七一五”汪蒋合流。从7月底开始,武汉反动派肆无忌惮地封闭工会、农会、压迫工农运动,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和革命分子,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其残暴不亚于蒋介石在上海制造的“四一二”惨案。8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暴动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同月,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结合湖北省的情况,拟订了秋收暴动计划,先后举行了“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

1927925,中共河南省委正式接到中央“八七”会议通知。虽然接通知时与中央要求起义的时间已过15天,但省委仍及时召开了扩大会议,认为“农民的武装斗争是应立即开始的,而且在四望山等处非立即进攻无法铲除旧有势力”。决定河南全省起义分三区(豫南、豫中、豫北)发动,拟1010开始。并在各区设立特别行动委员会,领导起义,豫南特委以王克新为书记,并明确指示“信阳以四望山力量为基本势力”,以农协旗帜发动斗争。

三是四望山起义策应、配合着黄麻起义行动。许多研究黄麻起义的人忽略了这一点。当时中央有指示,河南有安排,实际有效果。“八七”会议后,中央指示“河南于910与两湖一致地举行暴动”。由于交通问题,此通知才于925日收到。尽管如此,中共河南省委迅速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河南起义工作大纲,确定豫南是起义的重点区。此后,省委在豫南地区先后设立中共豫南特委,南五县特委和豫东南特委,先后领导发动了确山刘店、信阳四望山、潢川大荒坡农民武装起义。在这一过程中,豫南特委结合四望山的斗争形势,向省委提出:“豫南此次暴动,应以四望山为根据地”(《豫南特委工作报告与计划》19271010)。河南省委于192711月发布通告,指出:“豫南的起义应更迅速的发展,尤其在南五县应用绝大力量发展起来,与鄂北鄂东的暴动联络一致,建立苏维埃政权,造成一个几县或十几个县工农革命势力的割据”。由此可见,河南省委的安排部署非常具体。但由于敌人过于强大和党组织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实行豫鄂边界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未能实现。

也许有人会说,四望山起义比黄麻起义晚了半个多月,谈不上配合与策应。这应该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因为河南省委接到通知较晚,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实际上省委先后三次催促豫南特委迅速举行起义。这里面有一个插曲需说明一下,由于省委起义计划时间太迫切,豫南特委多次建议延展起义的日期,省委于11月通过《河南省政治纪律决议》,指责“豫南特委蔑视省委命令”“借口筹备不及,将日期三次更改”“全体人员应予以警告处分”等等。而豫南特委“越级”向中央写信告状:“豫南特委本应直属于河南省委,但几次去信并派专人赴省交涉,省委只说应赶快暴动,不能延期,而对于所提一切实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简直不理”(《豫南特委关于隶属关系和经费问题给中央的信》,192710月)。对于这一事件,党史研究者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豫南特委这一边,批评河南省委急功盲动。但是,如果从策应“两湖起义”和配合鄂北、鄂东暴动方面来说,河南省委又有很强的大局观念。另一方面,四望山起义吸引和牵制了部分国民党军队,特别是作为地处京汉铁路交通大动脉、豫南重镇的信阳更是国民政府所看重的,从而客观上减轻了黄麻地区工农革命军的压力。

四是四望山起义和黄麻起义是商南起义的奠基者。首先,四望山起义和黄麻起义为商南起义提供了经验教训。四望山起义和大荒坡起义先后失败后,192857日,由河南省委原常委黎光霁为首组成的临时中共河南省委召开会议,总结前几次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下一步形势和党的任务,特对豫南五县(潢川、光山、固始、商城、息县)作出六条指导,其中第二条提出:“发动商城南部乡村的农民暴动,与固始及光山南部打成一片,并联络湖北黄安、罗田暴动势力,先实现商城、固始两县的割据”。从此,开始了以商南为中心准备武装起义,实行边界武装割据的斗争。其次,四望山起义和黄麻起义为商南起义培养、锻炼了部分骨干力量。四望山起义准备阶段,省委和豫南特委派遣龚逸情和王伯鲁为四望山特派员,发动和领导四望山起义。随后成立了中共四望山特别支部,龚为特支主要负责人。19282月初,正当四望山起义推向高潮之际,省委又委派龚逸情和汪后之、陈唯光等一干骨干分子到达潢川,组成南五县特委,组织领导大荒坡起义。起义失败,龚逸情被捕,英勇就义。但仍有部分骨干保留下来参加后来的商南起义。同理,黄麻起义的部分骨干分子,亦陆续前往商南参加起义。最有名的事件是,19295月初,红11军军长兼31师师长吴光浩率领武装人员前往商南帮助发动起义,途经罗田藤家堡,遭到反动民团袭击,吴光浩和十余武装人员全部壮烈牺牲。最后,商南起义最有特色的是,先后受到河南、湖北两省委的领导。1929313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豫东南特委(隶属河南省委)和鄂东特委(隶属湖北省委)在柴山保附近的南竹园举行联席会议。会上,豫东南特委书记郭述申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会议根据形势需要,提出尽快举行商南起义。根据商城县委屡遭敌人破坏,豫东南特委与商城方面联系受阻的情况,会议决定商南地区暂归鄂东特委领导,以便邻近指挥。从而在河南、湖北两地党组织共同领导和合作下,实现了商南起义,也使豫东南工农武装割据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三、两次起义带来的历史影响

四望山起义和黄麻起义的意义十分重大: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唤醒人民只有武装起义才是获得解放翻身做主人的唯一途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武装割据斗争提供了丰富经验。然而其历史意义更加深远,且更紧密地把两地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

一是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两地党组织及军事斗争配合更加密切。在地下交通方面,信阳党组织为鄂豫皖苏区建设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土地革命时期,信阳为国民党军队“围剿”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基地和桥头堡,也是豫南党的领导机关所地和中共中央、省委负责同志来豫南巡视特委工作及前往鄂豫皖苏区的必经之地。因此,中共河南省委十分重视信阳的地下交通联络工作。先后在信阳城及周边建立联络工作站、点数十处。特别是以原柳林支部书记周性初任站长的中央军委柳林交通站,先后多次接待和护送来信阳巡视及经鄂豫皖苏区的领导干部。当时鄂豫皖苏区遭敌人封锁,市场上与军事相关的物资奇缺,信阳党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通过各种关系,从鸡公山、汉口等地购买手电筒、电池、钢笔、怀表、西药等,源源不断地送往苏区。同时,积极向苏区输送兵员,其中1932年春,豫南特委在柳林黄家湾支部的配合下,一次动员附近50多名党团员和青年群众加入红军。

在具体军事斗争方面,两地党组织密切配合。1930年,鄂豫皖地区的工农红军抓住蒋冯阎军混战的有利时机,大举出击,把武装斗争迅速推向信阳县境(主要为今浉河区),从当年9月中旬开始至次年3月上旬,许继慎等率领红一军以“打到信阳分盐吃,打到武汉过中秋”为行动口号,信阳当地党组织及时贴标语、传情报、送保障,里应外合,先后毙俘敌军2000多人,从而对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起了重要作用。1934年红25军长征期间,信阳当地党组织为护送程子华和掩护红25军平安越过第一个险关隘口——京汉大动脉柳林站(北)做出了突出贡献。随后重建的红28军,与信阳当地党组织和红军便衣队、游击队在信南开辟新区,双方党组织和军事斗争合作空前密切。这是四望山起义和黄麻起义之前无法想象的。

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共同谱写华中抗战凯歌。信南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曾是我党活动的重要地区,全国抗战爆发后,一些与党失掉关系的党员在民族危机的关头,急切联系上级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和鄂东特委曾在信阳柳林重建党的组织,从而使两地党组织在抗战中有着天然的联系。193812月下旬,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和李先念、郭述申等从延安到竹沟,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以四望山为中心“在豫鄂边区建立一个局面”。(朱理治:《豫鄂边形势及对信阳工作意见》193812月)。1939117日,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军事部长李先念(化名李威)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160余人自竹沟南下四望山,以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开创豫鄂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李先念沿途宣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扩充武装,于1941年皖南事变后建立新四军五师。至抗战胜利,形成正规军5万余人,民兵30万余人,驰骋鄂豫皖湘赣的游击兵团。李先念是湖北黄安人,本就是黄麻起义成长起来的一代名将,当时先后任中共黄安县区委书记、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于此同时,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28军,在军长高敬亭的率领下,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前线,曾在新四军挺进纵队(即后来的新四军五师)的支援下取得定远战斗和未安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开创了鄂豫皖苏抗战的新局面。当时两地党和军队领导干部很多都是黄麻起义和四望山起义的骨干力量,双方领导干部交流也是顺畅的。如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就是黄麻起义时参加革命的,与李先念应为战友;四支队的王国华、刘子厚、文敏生等后来参加了豫南四望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或新四军五师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边和鄂豫皖苏两块根据地的民兵及正规军,成为武汉外围作战抗击日伪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是解放战争共铸辉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第五师挥师北上,以四望山为指挥中心,收复中原广大地区。随后与八路军南下支队(359旅)及河南军区部队相继会合,组成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这样,广大中原地区包括四望山地区和黄麻地区已经联为一体,党政军高度统一。解放战争时两个重大事件: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中原地区党、军队和人民为解放战争胜利共写辉煌成就。

黄麻起义点燃了鄂豫皖革命的烽火,奠定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基石,历史不应该忘记。四望山起义策应和配合着黄麻起义,而且在随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也不应该忘记。

 

(作者:廖家宽,男,中共信阳市浉河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行政路6号。电话:0376-6653519,邮编:464000。)